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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上述条文的规定是对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司法经验的总结，使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得到确立。
　　从刑事诉讼理论上来说，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刑事诉讼的应有之义。这主要是因为：首先，在刑事案件中，侦查人员有可能是案件过程的直接目击者或经历者，也有可能是案件中证据的直接收集者、制作者或保全者。在前一种情况下，侦查人员基于对案件事实的感知出庭作证，其与证人具有一致性，特别是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侦查人员往往是唯一的目击证人；后一种情况下，当辩方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诉讼请求时，由证据的直接收集、制作或保全的侦查人员出庭接受法庭的调查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其次，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也是刑事诉讼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直接原则是指案件的审理，除法官主持，检察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参与外，若案件中有被害人、证人或鉴定人的，这些诉讼参与人也应当在场。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如上述人员在审理时不在场，就不得进行法庭审理。言词原则是指法庭审理采取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当侦查人员不出庭，而是通过书面说明或者其他方式对于案件事实或者证据收集事实进行证明时，就违背了直接言词原则，不利于排除非法证据，可能会影响司法的公信力。可见，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在规范侦查活动、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和保障程序公开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法律既然明确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规定，那么我们就应该积极主动应对出庭带来的挑战。一方面，争取把每个案件需要的证据都固定到位，作到确实充分、规范合法，尽量避免侦查人员出庭的情况发生；另一方面，在需要出庭作证的时候，侦查人员要以积极态度面对，不卑不亢，有理有节，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对取证过程和取证内容做客观真实反映。
　　一、出庭作证的条件和内容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有三个条件：一是在开庭前，审判人员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后尚不能完全排除的，方可进入法庭审理。二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法律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对证据的合法性有疑问。三是法庭调查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通过举证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无法证明的。只有依次经过以上三个程序，法庭才可以通知侦查人员出庭对收集证据合法性予以证明。
侦查人员出庭的主要内容是针对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并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情形，围绕收集证据合法性作出说明，不应涉及案件的其他情况。对于超出这一范围以外的发问、询问，出庭作证的侦查人员有权拒绝回答。
　　二、作好出庭准备，规范出庭行为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与普通证人出庭的要求有所不同，其作证活动是对检察机关公诉人指控职务犯罪的支持、辅证和说明。侦查人员应当加强与公诉人的沟通，详细了解法庭审理出庭作证的步骤和要求，熟悉辩护方攻击的套路，掌握回答技巧，预判律师可能发难的方向和问题，并就拟出庭作证的事实和证据情况进行充分准备，避免因不恰当的作证方式而使公诉人陷入被动。出庭作证的侦查人员要对法官和辩护人给予尊重，模范履行法定程序和遵守法庭纪律，不能有特权思想。出庭作证语言要简洁明了，主要证明收集证据的合法性，以便法官和控、辩双方快速领会，确认收集证据的方法是合法的。
　　三、加强对出庭作证的培训力度
　　侦查人员对自己参与办理的案件，应当亲自旁听法庭审理，全面了解自己在侦查阶段所收集的证据被质疑、采纳的情况。侦查部门应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作为一个专题纳入侦查业务培训课程，提高侦查人员庭审中应对复杂局面的技巧和水平。设计模拟法庭和训练，加强与公诉部门的学习交流，使侦查人员在较短时间内适应法律的需要。
　　四、职务犯罪侦查员应着力提高出庭应诉的能力。应诉能力，也就是在公诉案件中证明犯罪、指控犯罪的能力和证明侦查行为合法、反驳不实控告的能力。在以后的办案工作中，我们的侦查人员要做好出庭作证的心理准备。对于出庭作证，我们要有一种建立在扎实取证基础之上的内心确信。要知道我们是在代表国家执行法律，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勇气，沉着应对，时刻保持检察官的风骨和正义形象。实践中已经有职务犯罪侦查员出庭作证证实取证合法。如舟山市中院在审理一起受贿案中，辩护人当庭提出排除非法证据，公诉人果断提请办案侦查员出庭作证，获得同意后，舟山市检察院的侦查员当即到庭与辩护人、法官、公诉人交叉询问，当庭陈述，经质证合议庭采纳了侦查员的证言。

　　行唐县反渎职侵权局赵兰振

【案情】

2010年10月，王某乘坐列车期间，与斜对面座位的旅客许某搭话后相识。在列车上，王某利用为许某冲泡方便面之机，在其中投放了安眠药，许某食用后不久昏昏欲睡。为避人耳目，王某将许某扶至车厢连接处让其躺下，趁机劫取了许某身上共计价值3000元的现金及手机等财物。列车停靠站台时，王某下车逃逸。后许某向乘警报案，王某被抓获。

【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王某采用麻醉方法在列车上实施抢劫的行为是否属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2000年1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抢劫解释》)第二条规定：“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二）项规定的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既包括在从事旅客运输的各种公共汽车、大、中型出租车、火车、船只、飞机等正在运营中的机动公共交通工具上对旅客、司售、乘务人员实施的抢劫，也包括对运行途中的机动公共交通工具加以拦截后，对公共交通工具上的人员实施的抢劫。”本案中，被告人王某的抢劫行为发生在火车上，理应以“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论处；

第二种意见认为，对“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认定不应拘泥于单纯的字面含义，而是注意探求条文体现的立法精神，从行为是否直接破坏公共秩序、是否直接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两个关键之处来判断，以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因此，并非所有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抢劫行为，均应认定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

【评析】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是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的抢劫罪加重处罚情节之一。其立法本意在于这类犯罪不仅危害了不特定的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权利，而且还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会造成乘客和驾驶人员的恐惧进而危及交通运输的安全。可见，在将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抢劫行为认定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时，需要符合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就场所特征而言，抢劫行为发生在能够且实际承载多数乘客的、正在运行过程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这里包含两个要点：其一，本罪中的公共交通工具，是指能够且实际承载多数乘客的大、中型汽车、火车、船只、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其二，本罪中的公共交通工具，应当是正在运行过程中的公共交通工具。因为只有在运行过程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才能既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又危害公共交通运输安全，从而较抢劫罪的基本犯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其次，就行为特征来说，抢劫行为必须是公然进行的，对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构成普遍的侵害或威胁。只有这样，在客观方面才能显现出其同时对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及财产权利构成普遍地侵害或威胁，从而较之单纯抢劫特定个人的行为，具有更大的客观危害性；在主观方面才能充分反映行为人面对多数乘客仍然决意实施抢劫，亦具有更为严重的主观恶性程度，从而凸显立法者给予加重处罚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反之，倘若行为人意图抢劫特定的个人，客观上也是仅仅劫取特定个人的行李等财物，无论是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考察，还是从抢劫行为的客观危害性方面评判，其与在其他场合发生的抢劫罪的基本犯行为并无明显区别。换言之，该种抢劫行为并不具有同时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和公共交通运输秩序及安全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将其排除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范围之外，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而如果简单地将其作为情节加重犯予以加重处罚，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精神相违背。

本案中，被告人王某的抢劫行为虽发生在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的列车上，但是其抢劫行为所针对的对象系许某这一特定个人的财物，并非针对列车上的所有乘客，不具有公然性，且其麻醉抢劫行为并不足以危及列车的运输安全。可见，王某的该种麻醉抢劫行为并不具有同时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和公共交通运输秩序及安全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与在其他场合发生的抢劫罪的基本犯行为并无明显区别，因此，应当将其排除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范围之外，仅以抢劫罪的基本犯行为论处即可。


（作者单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