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民事诉讼和解制度之完善
叶知年
[摘 要]在诉讼和解性质与效力问题上，应以德国的试行和解制度与美国的诉讼和解制度为代表，作为构建我国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借鉴，进而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以法院调解制度改革、《民事诉讼法》修改为契机，以诉讼和解与法院调解之间存在的天然联系为突破，将诉讼和解与我国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结合起来，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民事诉讼和解理论；在我国未来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构建上，应明确规定诉讼和解的构成要件、程序上和实体上的特别要求、诉讼和解的效力及救济等问题。
[关键词] 民事诉讼 调解 和解 完善
基于当事人对民商事纠纷本身享有自主解决的权利和对诉讼标的自由处分的权利，各国相当尊重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行使处分权所达成的和解，一般在民事诉讼法中都有关于诉讼和解的规定，诉讼和解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也是相当广泛而有效的。与此相对的，是我国民事诉讼中诉讼和解的缺位。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 ，这似乎是赋予了诉讼当事人和解的权利。但是，当当事人想要行使这一权利时，却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的问题：和解的条件、程序和效力等必要的相关规范都无法从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中找到，当事人行使这一权利缺乏可靠的保障。诉讼和解在中国成为了事实上的摆设，许多人甚至并不知道在法院调解之外还有和解这一说。本文拟就诉讼和解制度作一比较研究，以期对建立和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和解制度有所裨益。
一、诉讼和解的性质
（一）各国关于诉讼和解性质的学说
诉讼和解又称诉讼上的和解、裁判上的和解，是指双方当事人把他们对诉讼请求的主张相互让步的结果在诉讼上进行一致陈述的行为。在国外，广义上的诉讼和解既包括在诉讼程序中进行的和解，也包括诉讼提起前进行的“起诉前的和解”。一般认为，诉讼和解是双方当事人间达成的合意。在外国传统的民事诉讼中，受司法消极主义理论影响，法官对当事人达成诉讼上的和解一般持比较消极的态度，主要是为当事人提供一种对话、协商的渠道，而不是主动地向当事人提议和解或者积极地促成当事人间的和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的诉讼数量不断增加，新的诉讼类型不断出现。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各国在本国的民事诉讼程序改革中，开始注重诉讼和解，法官在诉讼和解中扮演的角色也趋向积极。
对于诉讼和解的性质，学界存有许多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私法行为说。这种学说认为诉讼和解是纯粹私法上的法律行为，在本质上与诉讼外和解相同，经由诉讼和解达成的和解协议属于私法上的和解契约，肯定了诉讼和解与私法上和解契约的连续性。德国的埃乌斯（Eccius）、柯勒（Kohle）、罗森贝克（Rosenberg）以及日本的河本喜与之等均持此说，指出诉讼和解之所以发生诉讼法上的效果，即发生终止诉讼的法律效果，是因为关于诉讼标的的争执已经结束，本案诉讼已缺乏诉讼的对象，故而赋予和解行为与确定判决同样的法律效果。各国法律规定应将和解协议记载于笔录之中，就是为了对和解协议加以明证。 美国民事诉讼法学界亦多此说，但与德日学者不同，他们不认为和解协议可以直接终结诉讼。
2、诉讼行为说。这种学说是通过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所得出的，即按照产生何种法律上的效果，行为即需要具备何种法律规定的要件的理论，得出了既然和解产生诉讼法上的法律效果，则表明和解具备诉讼上的要件，无疑就是诉讼行为的结论。德国的保罗（Palu）、比洛夫（Biilow）和日本的雉本朗造等持此说，认为诉讼和解是按照诉讼法规范来评价诉讼行为，是双方当事人通过互让而使诉讼终结的合意，或者说是关于终结诉讼的合同诉讼行为。 其中，前者又称合意说，后者又称合同诉讼行为说。
3、两行为并存说。这种学说认为诉讼和解一方面产生实体法上的效果，另一方面也产生诉讼法上的效果。那么，根据产生何种法律上的效果，就必须是何种法律性质的行为的逻辑反推，产生两种并存的法律效果的法律行为也一定是两种相应的法律行为的并存。诉讼和解从表面上看来尽管只存在一个行为，但是在法律上，却存在着作为私法行为的和解与作为诉讼行为的终结诉讼的合意两个行为，并且，这两个行为是并存的。德国的赫尔维希（Hellwig）和日本的山田博士即持此说，主张诉讼和解是私法上的和解契约与终结诉讼合意的诉讼行为两者的并存。在该学说内部，针对诉讼和解中的私法行为与诉讼行为间是否存在联系，又分为不同的派别。
4、两行为竞合说。这种学说认为诉讼和解无论从现象或是法律上看，均只是一个行为，但这一个行为却是一个具有双重属性的特殊行为，既具有在当事人之间存在的私法上的和解契约的性质，又具备在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和法院之间存在的诉讼合意的性质。而且，这一学说完全肯定了在诉讼和解的私法性质与诉讼性质之间存在交流与沟通。德国的施勒克（Schnke）、尼克逊（Nikisch）、莱特（Lent）和日本的加藤正治等支持此说，把诉讼和解看成是同一行为中含两种行为的属性。目前，这一学说是诉讼法学界的主流观点。
（二）我国对诉讼和解性质的选择
私法行为说强调诉讼和解乃是一种私法上的和解，诉讼和解达成的和解协议是私法契约。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契约法的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这也是私法行为说为英美法系国家广泛采用而被大陆法系国家弃如敝履的重要原因。我国的法律制度，清末师德、民国师日，新中国前期取法苏联，改革后又以德、日及我国台湾地区法律为重点研究学习对象，而合同法在我国的发展亦不过是十数年。显然，私法行为说并不适合我国国情。
诉讼行为说只把诉讼和解当做当事人间达成的终结诉讼的合意，而没有看到，在这一合意达成过程中，当事人对自身实体权利的处分以及和解成立后和解契约对当事人的约束力。这样的性质理论明显不适合概括诉讼和解这一法律行为的全貌。
两行为并存说内部，对于作为私法行为的和解与作为诉讼行为的合意这两者是否有联系存在着分歧。主流观点认为这两者是分别独立存在并且各自独立的发挥作用的，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两者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前一种观点割裂了诉讼法与实体法之间的联系，难以让人信服；而后一观点固然坚持了诉讼法与实体法之间的天然联系，但在一个法律事实中存在两个交错不可分的法律行为，始终令人费解。
两行为竞合说与并存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在诉讼和解私法方面和诉讼法方面的互通和交流这一点上，竞合说内部不存在有分歧，也就是说，竞合说坚持认为，如果诉讼和解存在私法上无效的原因，那么，在诉讼法上也必然导致该行为无效。而且，竞合说所提出的一个行为两种性质的说法，令人更易于接受；恰如人同时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商品亦有使用价值与价值之两重性。
事实上，无论何种学说，均不能很好地解释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关于诉讼和解效力的争议，而且，即使是在各个学说的内部也都存在着分歧。更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从何种学说出发，经过适当的修正，都可以导出相同的结论。这样一来，关于诉讼和解性质的争论可以说仅仅是一种试图将其在理论上进行说明的技巧性的论争。因此，在构建我国的诉讼和解制度时，不应太过拘泥于现有的关于诉讼和解性质的理论，更应该考虑的是目前我国司法实践对于这种制度的需要，即现实为什么需要这一制度，现实需要这一制度为何。毕竟，法律之所以被制定，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而且，在法律发展史上，各种成文的法律概念都是在对现实存在的法律制度进行提炼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世界又是不断发展的，现在我们所提及的法律术语的含义与其诞生之初相比，虽然已经被大大丰富了，但是，面对丰富的法律实践，法学理论仍然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然，就纯粹的理论探讨而言，笔者更倾向于两种性质竞合说。
诉讼本身，就不是单纯的由诉讼法便可以完成的活动，事实上，诉讼即是实体法与诉讼法共同作用的“场”。张卫平教授曾经提到：诉讼法学在研究上将诉讼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时，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必要从实体法和诉讼法两者的相互关系来把握诉讼现象。提倡实体法和诉讼法对立的二元观时，更要追求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现代法治体系中，形成了实体法和诉讼法两种不同的法律体系，因此，即使是一个经验事实，也可以从实体法和诉讼法这两个不同的方面作价值上的判断。 具体就诉讼和解来说，正是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当事人可以在民事诉讼中进行和解，和解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之一；同时，民事诉讼法还以处分原则为基本原则之一，赋予当事人处分自己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权利，和解才得以在诉讼中进行。因此，当诉讼和解实际完成之时，便自然地具备了诉讼行为的性质。而民事诉讼中的处分原则又是民事实体法领域内私法自治精神在诉讼领域的体现，且当事人在诉讼和解中彼此让步所处分的乃是自己的民事利益，和解协议内容的合法与否应当以实体法为审查依据，这又使诉讼和解具备了一种实体行为的性质。在某种意义上，诉讼和解相当于一个民事契约，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协议实质上就是确定一个契约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与一般民事契约不同的是，和解契约是在诉讼中达成的，并由法院见证，是诉讼契约中的一种。
二、诉讼和解的效力
（一）各国关于诉讼和解效力的学说
诉讼和解的效力，即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和解协议成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效果。这里的“和解协议成立”是指和解协议由当事人各方认可的、且经过了法定程序而生效。理论界对于诉讼和解效力的争议主要在于，诉讼和解是否具有既判力，即是否具有与确定判决相同的效力，而其中心问题又在于诉讼和解在实体法上的瑕疵是否影响其诉讼上的效果。关于该问题的学说可以分为三种：
1、既判力肯定说。这种学说认为，诉讼和解是判决的替代，则确定无疑地拥有既判力，除非诉讼和解中存在再审事由，才可依再审程序推翻原和解的效力；除此之外，当事人不得以和解存在实体法上的瑕疵为由提出主张。以日本的兼子一为代表的学者持此说。
2、既判力否定说。这种学说认为，确定判决具有既判力，即是说判决一经确定，当事人就不得以已裁判的诉讼标的再行起诉或提出与判决相矛盾的主张，法院也不能再作出与之相矛盾的判断。因此，既判力实质上是一种国家权力，具有公权性质，而以诉讼和解的当事人之间私法上和解行为的性质而言，不可能产生既判力。因此，当事人当然可以就诉讼和解实体法上的无效及撤销原因提出主张。德国的罗森贝克（Rosenberg）、尼克逊（Nikisch）、赫尔维希（Hellwig）和日本的新堂幸司等学者肯定此说。
3、限制的既判力说（折衷说）。这种学说的主要观点在于，只要诉讼和解中不存在实体法上的无效及撤销原因，该和解就具有既判力；同时允许当事人就诉讼和解中实体法上的无效及撤销原因提出主张。主要有日本的菊井维大等学者持此说。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对于诉讼和解效力的规定多有不同。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和解制度大都规定，和解一旦成立，即具有与确定判决同等的效力。也就是说，诉讼和解成立后，诉讼终结，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得以确定、创设或变更；第一审达成的和解，当事人不得上诉，上诉审中达成和解协议的，原审判决自然失效；并且，有的国家也赋予和解协议以可强制执行力，在一方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形下，另一方可以据此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英美法系国家的制度则略有不同，正在进行的诉讼程序并不因当事人间达成的和解契约而自动终结，终结诉讼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撤诉，撤诉后原告是否能够再次起诉取决于和解契约的约定；二是“合意判决”，即将当事人间达成的和解条件记录于法院裁决之上，形成“合意判决”，合意判决与一般判决一样产生结束诉讼的效力，并且具有既判力和强制执行力。
（二）我国对诉讼和解效力的选择
既然诉讼和解兼具两种性质，那么其效力当然也同时体现于诉讼法和实体法上。在诉讼和解的效力问题上，我们赞同限制的既判力说。这一学说主要是从既判力作用的两个方面入手的。一般认为，既判力的作用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作用在于禁止当事人提出与判决内容相矛盾的主张，另一作用则是不允许当事人对判决于意思及陈述上存在的实体法瑕疵进行攻击。在判决的情形下，既判力的作用主要体现于前者，后者通常寓于前者之中。但是，在诉讼和解的情形下，由于关系到当事人的意思与陈述，后一作用也浮出水面。在考虑诉讼和解的既判力问题时，首先应当注意到，既然已经选择了两种性质竞合说作为我国诉讼和解制度的基础理论，那么，出于允许当事人对实体法上的瑕疵提出主张的考虑，着眼于既判力的后一作用，就应当否定诉讼和解的既判力；但是，在诉讼和解中，既判力前一方面的作用仍然存在，如果完全否定了它的既判力，就无法阻止当事人就原诉讼标的再行起诉，法院也不得不再次审理，这种情形非但不能减轻法院和当事人的诉累，而且不利于鼓励当事人进行诉讼和解，无疑是不当的。所以，对原告的这种再诉或者主张必须予以遮断 ，即还应当对既判力的前一作用给予承认。简言之，就是在不存在实体法上无效及撤销原因的限度内，应当承认既判力。这样，诉讼和解一旦成立生效，便与确定判决具有同等效力，可以终结诉讼，并且阻止当事人就同一标的再行起诉；同时也可救济存在有实体法上无效及撤销原因的诉讼和解。
限制的既判力说通过对既判力作用的不同侧面进行区分，使得诉讼和解的当事人可以因实体法上的瑕疵获得救济，与和解的性质理论相衔接；又不会导致当事人滥用权利，就原诉讼标的再行起诉、增加法院压力，不失为我国民事诉讼和解制度构建在理论上的恰当选择。由此引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当事人该如何就实体法上无效及撤销原因提出主张？是另行起诉还是继续旧诉讼？我们建议，我国在制度构建时选择继续旧诉讼，即由异议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申请确认诉讼和解有效与否，和解有效则法院宣告诉讼终结；和解无效，则继续原有的诉讼程序。如此，该诉讼中原有的诉讼状态能够原封不动的继续进行，可以减少诉讼成本；而且，原法官较之新案法官能更好地审查和解是否无效。
三、诉讼和解制度的具体程序设置
（一）德国的试行和解制度
1、诉讼和解的构成要件。主要包括：（1）和解必须在某个德国法院前订立，主要是诉讼法院，也可以是任何其他的以任意方式处理和解标的地普通法院。（2）应当是在已诉讼系属程序中订立和解，但在其他合适程序（如独立的证据程序、批准诉讼费用救助的程序以及和解程序）也可进行。在程序结束发生既判力之后不再可能订立诉讼和解。（3）诉讼和解的订立人是诉讼的双方当事人，第三人也可以加入诉讼和解。（4）和解标的是本案诉讼标的的全部或部分，也可以涉及与本诉讼没有关系的争点。这使得从整体上澄清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成为可能。（5）诉讼和解的内容一定是双方当事人互相让步的结果，即使是相当小范围内的让步。
2、诉讼和解满足诉讼行为有效要件的特别要求。它包括：（1）和解的形式是在法院前的口头表示，在法院系属的程序范围内及其记录范围内，后者为有效性所需。记载了诉讼和解的诉讼记录必须向参与人宣读、出示或播放并由其同意，否则诉讼和解无效。（2）诉讼代理人有权订立和解。（3）法院对以和解方式结束的权利争议是否有管辖权和法院职务任命是否合法皆不影响诉讼和解的效力。
3、诉讼和解适合实体法的有效要件。即：（1）如果实体法对和解内容规定了形式，则该形式被诉讼记录代替。（2）双方当事人必须具有和解能力，即必须有权对诉讼标的订立和解。（3）如果和解标的是一项处分，则作处分的和解当事人必须具有处分权限。
4、诉讼和解的效力。诉讼和解首先是一个诉讼行为，它的效力当然首先表现于诉讼领域。在和解充分有效的情形下，权利争议结束，还没有发生既判力的判决也被消灭。如果和解存在可执行的内容，则具有强制执行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和解案件发生实质既判力的确认，它只是判决的代替。而诉讼和解在实体法上的效力，通常只有在和解规定了双方当事人的实体法律关系（有时也包括第三人的实体法律关系）时才发生。
5、诉讼和解的无效。基于诉讼和解的双重性质，诉讼法上的原因和实体法的原因都可导致和解的无效。如果实体法方面有自始无效的原因，则除实体法效力外，和解的诉讼法效力也被取消；如果诉讼法方面有无效的原因，则和解的诉讼效力不发生（即不发生诉讼终结），而实体方面是否无效，则属于个别情形，纯粹的实体法和解或可依《民法典》第779条保持。
7、诉讼和解的救济。对诉讼和解无效性的裁判是在旧诉讼中进行的，即诉讼应当依照认为诉讼和解无效的一方当事人的申请而继续；若在继续的旧诉讼中可能证实和解有效，则诉讼终结。此种情况类似于对诉之撤回的有效性有争议后又由法院在相应的审查后肯定其有效性的状态。如果法院认为和解无效，则可对之通过中间判决或者在对诉作出的终局裁判的理由中作出裁判；如果法院认为和解有效，则应通过终局判决（诉讼判决）确认权利争议已经通过诉讼和解终结。
（二）美国的诉讼和解制度
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银行并表监管指引（试行）》的通知
中国银监会
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银行并表监管指引（试行）》的通知
银监发〔2008〕5号
机关各部门，各监事会办公室、各银监局，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邮储银行，各省级农村信用联社，银监会直接监管的信托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
现将《银行并表监管指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请各银监局将本通知转发至辖内各银行业金融机构。
二○○八年二月四日
银行并表监管指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对银行及其附属机构的并表监管，防范金融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并参照《企业会计准则》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商业银行及其附属机构（以下统称银行集团）。附属机构是指由银行控制的境内外子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以及按本指引应当纳入并表范围的其他机构。
第三条 本指引所称并表监管是在单一法人监管的基础上，对银行集团的资本、财务以及风险进行全面和持续的监管，识别、计量、监控和评估银行集团的总体风险状况。
第四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按照本指引对银行集团进行并表监管。
第五条 商业银行的控股股东应当满足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审慎监管需要和相关要求,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定期向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提供重要信息。
第六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通过与境内证券、保险等其他监管机构建立的监管协调机制，协调监管政策和措施，实现监管信息共享，最大程度减少监管重复和监管真空。
第七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通过与境外相关监管机构加强协调合作及信息共享，确保银行集团的境外机构得到充分的监管。
第二章 并表监管范围
第八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遵循“实质重于形式” 的原则，以控制为基础，兼顾风险相关性，确定并表监管范围。
第九条 根据母银行是否控制被投资机构，下列被投资机构应当纳入并表监管的范围：
（一）商业银行直接拥有或子公司拥有或与其子公司共同拥有被投资机构50%以上表决权的被投资机构。
（二）商业银行拥有被投资机构50%以下的表决权，但与被投资机构之间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将其纳入并表范围：
1.通过与其他投资者之间的协议，持有该机构50%以上的表决权；
2.根据章程或协议，有权决定该机构的财务和经营政策；
3.有权任免该机构董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的多数成员；
4.在被投资机构董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占多数表决权。
（三）在确定能否控制被投资机构时，应当考虑母银行和子公司持有的被投资机构的当期可转换公司债券、当期可执行的认股权证等潜在表决权因素，确定是否符合上述并表标准。对于当期可以实现的潜在表决权，应当计入母银行对被投资机构的表决权。
（四）其他有证据表明母银行实际控制被投资机构的情况。
控制，是指一个公司能够决定另一个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从另一个公司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
第十条 当被投资机构不为母银行所控制，但根据风险相关性，被投资机构对银行集团整体风险的影响程度，符合下列情况的被投资机构仍应当纳入并表监管的范围：
（一）具有业务同质性的被投资机构，其资产规模占银行集团整体资产规模的比例较小，但该类被投资机构的总体风险足以对银行集团的财务状况及风险水平造成重大影响。
（二）被投资机构所产生的合规风险、声誉风险造成的危害和损失足以对银行集团的声誉造成重大影响。
第十一条 被投资机构属母银行短期持有且对银行集团没有重大风险影响的，包括准备在一个会计年度之内出售的、权益性资本在50%以上的被投资机构可以不列入并表监管的范围。
第十二条 银行集团应当向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报告并表范围及并表管理情况。
第十三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权根据母银行股权结构变动、风险类别及风险状况确定和调整并表监管范围并提出监管要求。
第三章 并表监管要素
第一节 资本充足率并表监管
第十四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要求银行集团在并表基础上符合《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并表范围、资本充足率计算、监督检查要求和信息披露规定等内容。
第十五条 资本充足率并表监管中对集团内部资本投资以及集团对外资本投资应当采取适当的处理方法。这些处理方法包括：并表轧差处理、资本扣减处理、风险加权处理和比例并表处理等,具体要求按照资本充足率有关监管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了解银行集团内部母银行与附属机构以及附属机构之间是否存在交叉持股以及相互持有次级债等合格资本工具的情况，并确认这些情况在计算银行集团资本充足率时已得到正确处理。
第十七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了解银行集团内部，特别是母银行是否通过发债等方式筹集资金用于对附属机构的投资，并对这种情况可能为银行集团稳健性带来的负面影响予以充分关注。
第十八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要求母银行及附属机构对银行集团以外的资本投资在计算银行集团资本充足率时予以扣减，或采取其他审慎的方法进行处理。
第十九条 当银行集团将合并报表产生的少数股东权益计入监管资本时，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这部分少数股东权益予以关注，重点分析少数股东权益持有者的稳健性和这部分少数股东权益对银行集团的支持程度。
第二十条 当银行集团难以准确掌握并计量附属机构中非银行金融机构风险暴露对监管资本的要求时，应当采取资本扣减等审慎的处理方式。与此同时，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还应当通过与其他监管机构的信息交流，了解此类附属机构的风险状况以及对银行集团资本充足水平的影响。
第二十一条 银行集团应当将母银行对附属机构中非金融机构的资本投资进行扣减，或采取其他审慎的处理方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还应当进一步对此类附属机构的资产负债、杠杆比率和对外担保等情况进行分析，就其对银行集团整体资本充足率水平的影响进行判断。
第二十二条 对没有达到并表资本监管标准的银行集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提出相应的监管要求。包括要求银行集团制订具体的资本充足率改善计划，限制银行集团的风险资产增长速度和对外资本投资。必要时，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提高对母银行资本充足比例要求，以保证整个银行集团的稳健性。
第二节 大额风险暴露并表监管
第二十三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要求银行集团在并表基础上管理风险集中与大额风险暴露。这些要求包括建立大额风险暴露的管理政策和内控制度，实时监控大额风险暴露，建立大额风险暴露的预警报告制度，以及与风险限额相匹配的风险分散措施等。
第二十四条 银行集团大额风险暴露是指银行集团并表后的资产组合对单个交易对手或一组有关联的交易对手、行业或地理区域、特定类别的产品等超过银行集团资本一定比例的风险集中暴露。
大额风险暴露不仅包括银行的表内外业务，还包括银行集团纳入并表范围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营中形成的风险敞口。
第二十五条 银行集团应当根据自身的资本和资产负债规模, 制定集团层面的大额风险限额，并持续进行并表监测，通过相关报告制度，确保集团的管理层及时识别总体资产组合中的风险集中程度，并按照有关管理制度对风险集中度较高的资产采取风险分散措施。
第二十六条 银行集团的管理信息系统应当包括针对集团层面的所有大额风险暴露的信息集中管理体系，特别是逐步建立和完善包括附属机构中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大额风险暴露的集中信息监测，实现客户、行业、地区、特定产品等不同维度的信息集中管理，以有效汇总和识别总体资产组合中各种风险的集中程度，并按照要求向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报送并表口径数据。
第二十七条 银行集团并表后的单一客户或单一集团客户的大额风险暴露接近或达到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制定的有关风险集中度监管指标的限额时，银行集团应当向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报告，并采取必要的风险分散措施。
银行集团应当制定相关的政策、程序来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集团层面不同类别的产品集中在同一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暴露。
第二十八条 银行集团的管理层应当有效识别集团层面上大额风险暴露最为集中的行业领域、地理区域等相关信息，结合行业或区域经济周期波动等因素，分析判断这些风险集中可能给银行集团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二十九条 银行集团应当对某些特定类别产品的风险集中情况对集团层面的影响进行分析，监测附属机构从事包含杠杆率、期权等具有信用放大效应的结构性融资产品的信用风险暴露，以及因风险因素之间相互关联而产生连锁影响的特定产品的信用风险暴露。
第三十条 跨境经营的银行集团，应当逐步建立国家或地区风险评估体系，按借款国家或地区分列和分析债权，根据银行自身的规模和业务特点、借款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和稳定性、银行的风险分布和业务多样化等条件，规定不同国家或地区的风险限额，并保持国家或地区风险限额管理职能的独立性。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关注银行集团在并表基础上的国家或地区风险限额管理的合理性。
第三十一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通过与其他监管机构的信息交流，了解银行集团的附属机构中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大额信用风险集中状况及相关监管机构对此的判断，在此基础上督促银行集团将内部银行与证券、保险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对同一客户风险暴露进行统一管理。
第三十二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关注银行集团中金融机构以外的附属机构大额风险暴露情况，分析判断此类机构风险暴露可能对银行集团带来的影响。
第三十三条 对银行集团内部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存在缺陷以及大额风险暴露比例超过相关规定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采取必要的监管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依法限制有关业务发展，要求银行集团采取必要的风险分散措施等。
第三节 内部交易并表监管
第三十四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母银行与附属机构以及附属机构之间交叉持股、授信和担保、资产转让、应收应付、服务收费以及代理交易等形式的内部交易进行监管，关注由内部交易产生的监管套利以及对银行集团稳健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三十五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关注通过内部交易形成的风险转移，特别关注非银行机构与银行之间的风险转移。
第三十六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要求银行集团建立监测、报告、控制和处理内部交易的政策与程序，要求母银行董事会定期审查集团内部交易，并及时报告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第三十七条 银行集团内部的授信和担保条件不得优于独立第三方。银行集团内部金融机构对非金融机构的授信，非金融机构应当提供有效、足额担保。
第三十八条 银行集团内部的资产转让应当以市场交易价格为基础。
第三十九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分析银行集团内部应收应付账款往来，识别其有无真实的业务交易背景，评估对资产负债、收益以及监管指标的影响。
第四十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关注银行集团内部通过提供服务的收费业务，评价其是否属于市场价格及其对盈利水平的影响。
第四十一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了解银行集团内部不同机构向同一客户提供不同性质的金融服务，评价是否通过客户形成了间接形式的内部交易以及对集团稳健性的影响。
第四十二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要求银行集团按照相关规定在年报中及时、充分地披露内部交易情况，包括内部交易的内容、规模、范围以及对集团的影响等定量数据和定性描述。
第四十三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分析银行集团内部交易是否执行正常业务标准，是否通过交叉销售或信息共享损害客户利益。
第四十四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向银行集团提出改进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等方面的监管措施，以加强内部交易的管理。对于可量化的内部交易，应当予以轧差或剔除。
第四十五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在综合评估银行集团内部交易的基础上，对于违反有关规定或对集团造成重大风险的，可要求其限期整改。
第四节 其他风险的并表监管
第四十六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要求银行集团采用适当的方法，对境内外各类附属机构的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和声誉风险等进行评估，综合分析其对银行集团可能产生的影响，并采取相应措施，避免局部的、单一的风险进一步蔓延扩大，对整个银行集团的安全构成威胁。
第四十七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要求银行集团对流动性风险进行并表管理。流动性的并表管理既要考虑银行集团的整体流动性水平，又要考虑单个附属机构的流动性水平及其对银行集团的影响。对于跨境设立的附属机构，还要充分考虑资本管制、外汇管制以及金融市场发展差异程度等因素对流动性的影响。
第四十八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评估银行集团的流动性管理政策是否充分有效，压力测试是否合理，关注并分析银行集团总体负债集中度对流动性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判断银行集团整体流动性风险应急预案的充分性和可操作性。
第四十九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关注银行集团中单家附属机构对母银行以及对银行集团流动性的影响，就母银行对附属机构提供的流动性支持安排进行分析，以判断这种安排可能对母银行流动性带来的风险。
第五十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要求银行集团对市场风险进行并表管理。银行集团应当充分认识到母银行与境外分支机构、附属机构之间存在的法律差异和因资本管制、外汇管制等因素造成的资金流动障碍，并对其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进行相应调整。为避免造成对市场风险的低估，母银行与其存在资金流动障碍的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之间不能进行轧差处理。
第五十一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关注附属机构所产生的风险和损失对银行集团的声誉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并要求银行集团采取相应措施有效控制声誉风险。
第五十二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与其他监管机构及时交流信息，了解银行集团中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等其他风险的水平及其风险管理状况，以及相关监管机构对此类附属机构相关风险状况做出的监管判断。
第四章 并表监管方式
第五十三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并表监管应当重点关注银行集团的整体情况，关注母银行与附属机构以及附属机构之间的交易，关注非银行业务及境外业务可能带来的风险。
第五十四条 并表监管包括定量和定性两种方法。
定量监管主要是针对银行集团的资本充足状况,以及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等状况进行识别、计量、监测和分析，进而在并表的基础上对银行集团的风险状况进行量化的评价。
定性监管主要是针对银行集团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等因素进行审查和评价。
第五十五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集团设立附属机构的准入申请应当充分考虑银行集团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并表管理能力。对于公司治理结构不利于内部信息传递和实施并表监管措施的银行集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权不批准其设立附属机构。
第五十六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通过非现场监测与分析，全面掌握银行集团总体架构和股权结构，充分了解其全球的业务活动，通过建立完善的风险评估框架，对其从事的银行业务和非银行业务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全面评估。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特别关注单一法人数据与银行集团并表数据的差异，识别内部交易的来源、规模及风险程度。
第五十七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对银行集团实施现场检查，或根据监管协调机制、双边监管备忘录委托其他监管机构等方式对境内外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现场检查。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每年制定银行境外机构的现场检查计划，并视具体情况通过延伸检查、与其他监管机构沟通或联合检查等形式掌握境外机构的风险情况。
第五十八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和完善银行集团的风险评级体系，综合考虑银行和附属机构的评级结果，以及并表的盈利状况、资本充足状况、综合财务状况和管理能力，定期对银行集团实施风险评价和预警。
第五十九条 对于违反资本充足率、大额风险暴露、对内部交易的风险暴露等并表的审慎监管标准的银行集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要求银行集团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并按照规定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
第六十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密切关注银行集团的控股股东以及集团内附属机构对银行集团财务状况和风险状况的重大影响。
在银行集团的安全性和稳健性受到影响的情况下，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依法要求银行与控股股东、附属机构和其他关联方之间及时实施风险隔离措施，包括限制向控股股东分红或进行股份回购，限制资产转移等。
第六十一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并表监管情况，组织银行集团和外部审计师参加并表三方会谈，讨论监管和外部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交流并表监管关注事项。
第六十二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致力于与境内外银行、保险、证券等其他监管机构共同推动监管原则、监管政策和监管标准的协调和监管信息共享。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根据监管协调机制和安排，通过与境内外其他监管机构的定期监管会谈等方式保持良好沟通，就重大紧急问题进行磋商，协调现场检查的范围和方式等。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与证券、保险等其他监管机构签署监管信息交换协议，并通过高效的电子信息平台共享监管信息，包括检查报告、风险评估报告和日常监管信息等。
第五章 跨境并表监管
第六十三条 根据并表监管的需要，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银行集团的境外机构实施跨境监管。
第六十四条 银行集团设立或收购境外机构，境外机构升格、撤销、合并或重组、增减资本金或营运资金、调整股权结构及股本方式、转让股权等事项应当根据有关规定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银行集团应当事前向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向境内其他监管机构及东道国监管机构提出相关申请。
第六十五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定期或不定期评估东道国的监管环境。如果东道国监管机构监管不充分，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将根据跨境监管合作框架的有关规定，对相关银行集团采取以下监管措施：
（一）市场准入限制措施，如依法禁止或限制银行及附属机构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境内设立机构，限制其业务范围等。
（二）采取特殊的措施予以弥补, 如通过跨境现场检查或要求母银行或外部审计师提供额外的信息等。
（三）必要时，经东道国监管机构批准后，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依法要求母银行关闭其相关的境外附属机构。
第六十六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定期获得银行集团中境外附属机构的相关信息，并确定东道国的管理规定是否存在信息传递障碍。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视情况禁止或限制银行集团及其附属机构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设立机构并开展业务。
第六十七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与境外相关银行监管机构以签订双边监管备忘录或其他形式开展监管合作，对实施跨境监管做出安排。
（一）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根据银行集团境外机构的风险状况，不定期访问境外机构所在国家和地区，与东道国监管机构交换监管意见。
（二）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在进行跨境现场检查前，应当就检查计划、检查目的、检查内容等事项告知东道国监管机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在完成跨境现场检查后，可将检查结果和基本结论告知东道国监管机构。
（三）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作为母国监管机构，对境外机构采取清算或关闭、责令调整高级管理人员、取消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等重大监管措施之前，可与东道国监管机构进行沟通。
（四）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作为母国监管机构，可视情况将重大监管措施的变动情况告知相关东道国监管机构。
（五）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与境外相关监管机构交换的监管信息，应当遵循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双边监管备忘录的约定。
第六章 银行集团的并表管理
第六十八条 银行集团应当建立和健全并表管理的组织架构,建立清晰的报告路线和完善的信息管理系统，明确并表管理的职责、政策、程序和制度。
第六十九条 母银行的董事会承担并表管理的最终责任，负责制定银行集团并表管理的总体战略方针，负责审批和监督并表管理具体实施计划的制定与落实，并建立定期审查和评价机制。
第七十条 母银行的高级管理层负责并表管理的具体实施工作，包括执行董事会关于并表管理的战略方针和决策，制定并表管理制度，对并表管理体系的充分性和有效性进行监测和评估，建立和完善内部组织架构，确保并表管理的各项职责得到有效实施。
第七十一条 母银行与附属机构以及附属机构之间应当采取审慎的风险隔离措施，建立健全防火墙制度。
第七十二条 母银行应当按照会计准则和相关规定编制合并会计报表,对反映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股权变动状况、风险状况等会计信息进行并表处理。
第七十三条 母银行及其附属机构应当根据其组织架构、业务规模和复杂程度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各类风险进行有效的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同时还应当及时识别和管理多种跨行业的风险，提高资本配置效益。
第七十四条 母银行应当建立和完善符合并表管理要求的管理信息系统，能够及时、准确、全面获取附属机构的相关信息，并在产品、部门、地域和集团整体层面集合风险管理信息，从而对银行集团的整体风险状况进行综合评估和管理。
母银行应当确保将非银行类附属机构纳入并表管理，特别对于境外的非银行业务，应当通过完善的管理信息系统、内部审计、与境外其他监管机构的信息沟通等手段获取管理信息，并评估其风险状况以及对银行集团的影响。
第七十五条 母银行应当确保附属机构具备完善的信息管理系统，并形成有效的系统支持和信息传递，能够实现其对附属机构的有效管理。
母银行应当建立附属机构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附属机构应当向母银行及时报告发生的严重亏损或大额坏账，出现的大额或造成重大损失的舞弊和欺诈事件，以及其他监管机构对附属机构采取的重大监管行动，包括东道国监管机构对境外机构采取的重大监管措施等事项。
第七十六条 在信息透明度较低国家和地区或通过复杂架构开展业务的银行集团，母银行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应当加强对重大风险的识别、计量和监测和控制，并定期对相关业务和架构的合理性进行评价。
第七十七条 母银行及其附属机构应当建立与其规模、性质和业务范围相适应的内部审计机制，银行集团的内部审计应当对并表管理信息进行检查核实，重大审计结果应当通过母银行向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第七十八条 银行集团原则上应当聘请同一会计师事务所对附属机构进行外部审计。确需由不同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的，银行集团应当尽可能保证外部审计标准的一致性和审计内容的可比性。
第七十九条 母银行应当按照监管规定向母国监管机构提供并表管理信息。母银行应当有适当的人员负责向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提供及时、准确和完整的并表监管信息。并表监管信息主要包括：
（一）银行集团组织架构的详细信息，包括境内外附属机构的名称、持股比例、主要经营类型，以及重大股权、并表范围和组织架构的变动情况等。
（二）银行集团并表的监管报表和指标以及有关风险分析报告。
（三）关联交易和内部交易、其他监管机构的监管措施等重大事项。
母银行应当在会计年度结束4个月内向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报送年度审计报告。
第七章 附 则
第八十条 由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其他各类机构与其附属机构所组成的集团，其并表监管工作参照本指引执行。
第八十一条 本指引中的“以上”不含本数，“以下”含本数。
第八十二条 本指引由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解释。
第八十三条 本指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