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在我国的存与废
李馨
【内容提要】死刑的存、废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争议较大。我国现阶段仍然保留死刑，并是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有学者认为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提出应当废除死刑。本文从国际和我国的现状出发以及我国和外国死刑制度的沿革，结合意大利著名学者贝卡里亚的观点，认为应当限制和减少死刑，但要对情节严重的犯罪保留死刑。
【关键词】 死刑、沿革、贝卡里亚
【正文】
一、世界与中国的死刑现状
关于死刑的存与废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已经争论了200余年。1764年意大利著名刑事古典学派创始人贝卡里亚提出废止死刑的见解以后，人们从尊重生存权和天赋人权的角度，对是否废止死刑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论证。由于死刑是一个古老而又被视为最具威慑力的刑罚，因此人们对死刑存与废的观点产生重大分歧，始终未能得出一个统一的认识。
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6条 规定，不得任意剥夺人的生命，并强调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只能对犯有“最严重罪行”的人判处死刑。1989年，联合国又通过了《联合国废除死刑公约》（第二选择议定书），要求每一个缔约国应采取一切措施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废除实行。就世界范围的情况来看，目前全世界已有111个国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除了死刑，其中包括欧盟各国和我国的香港、澳门地区。自1990年起，平均每年有3个国家废除死刑。在发达国家中仍执行死刑的现在仅剩美、日两国。
在仍然执行死刑的国家中，很大一部分国家仅对谋杀罪等几个特别严重的罪名规定死刑，美国保留死刑的州，仅将死刑适用对象局限于谋杀罪中最严重的罪行——一级谋杀。对大多数恶性案件实行终身刑或者15、2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我国是世界上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每年处决的犯人数量超过全球其他国家总和。从1979年的第一部刑法典到1997年刑法修订，我国死刑立法没有减少反而扩大到一些非暴力的经济和财产案件中。我国刑法在42个条文中规定了69个死刑罪名，使我国成为世界上规定死刑最多的国家。
二、我国和外国死刑制度的沿革
我国是一个死刑历史悠久的国家也是一个死刑行刑方式多又残酷的国家。据《尚书·皋陶漠》记载，五帝时共有“有邦”、“一日”、“二日”、“兢兢”、“业业”等五种死刑。“有邦”即用火将犯人烤熟以供人食之。“一日”为将犯人绑缚在十字架上砍下头颅和四肢。“二日”即把犯人捆绑在十字架上任其死去。“兢兢”则是用矛刺刻犯人之喉致死。“业业”则是削碎犯人全身的肌肉。《淮南子·真训》记载：“夏桀殷纣，燔生人，辜谏者，为炮烙，铸金柱，剖贤人之心，析才士之胫，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刳谏者，剔孕妇，攘天下，虐百姓”，其残酷程度令人不忍卒读。到了汉唐盛世，死刑大有减轻。根据《九朝律考》，汉朝死刑刑名有三，为枭首、腰斩和弃市。到《唐律》，死刑刑名减为两种，为绞、斩。而且“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从主体上限制死刑的适用。据史籍记载，唐朝贞观四年，断死罪29人，开元二十五年，断死罪58人。虽然死刑制度在宋、元、明时代时有反复，但自清末《大清新刑律》后，死刑就变为枪决一种，且均规定执行死刑必须秘密进行而不能示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我国“不废除死刑，但要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比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我国在死刑制度的轻缓化方面又有了大的进步。到目前为止，我国坚持不废除死刑，其中还浸透着毛泽东的法律思想。对于死刑问题，1951年毛泽东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送审的会议决议中专有批示：“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又批示道：“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从此，在中国产生了“死缓”的刑事政策。1979年全国人大通过的我国现行刑法，将毛泽东关于“死缓”的法律思想，落实为由刑事政策提升为刑罚制度。
外国死刑的历史也是古老而漫长的，每一个国家都经过了一个由滥用到慎用、由苛酷到轻缓的沿革过程，并且在为数不少的国家已经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德国的《加洛林纳刑法典》，是中世纪欧洲国家滥用死刑的典范。根据该法典，连在池塘捕鱼和堕胎也要处死刑而且死刑的执行方法十分残忍，包括火烧、车裂、四马分尸、尖物刺死等。但是1780年至1790年执政的德国皇帝约瑟夫二世、由于受到贝卡里亚 的启蒙主义思想影响，于1786年宣布在他统治下的奥地利各邦废除死刑。他的弟弟托斯卡纳大公利奥波德也在其领地里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后来的德国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恢复适用死刑，尤其在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统治时代达到了惨虐的高峰。但德国最终废除了死刑，而且这一改革是在德国分裂时期实现的: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1945年仅对谋杀罪保留了死刑，1949年基本法宣布对一切犯罪废除死刑，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于1987年发布命令，声明“遵照联合国关于逐步从国家生活中消除死刑的建议,立即废除一切死刑”。
三、意大利学者贝卡里亚对废除死刑的论证
意大利著名学者贝卡里亚认为“烂施极刑从来没有使人改恶从善” 他认为死刑是不可逆转的，死刑会让人对被执行者产生怜悯之情并且死刑并不能减少犯罪甚至会引发更多的犯罪。贝卡里亚接受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学说，认为人生来是完全平等与自由的，只是由于生存斗争日益尖锐，才为了平安地享受自己的自由而将部分自由交给社会统一掌握，这些自由便形成立法权和惩罚权。他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出“只有根据两个理由，才可以把处死一个公民看作是必要的。第一个理由：某人在被剥夺自由之后仍然有某种联系和某种力量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安全；或者他的存在可能会在既定的政府体制中引起危险的动乱。再者，当一个国家正在恢复自由的时候，当一个国家的自由已经消失或者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时候，这时混乱取代了法律，因而处死某些公民就变得必要了。如果一个举国拥戴的政府，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拥有力量和比力量更有效的舆论作保护，如果在那里发号施令的只是真正的君主，财富买来的只是享受而不是权势，那么，我看不出这个安宁的法律王国有什么必要去消灭一个公民，除非处死他是预防他人犯罪的根本的和唯一的防范手段。这是死刑据以被视为争议和必要刑罚的第二个理由。” 他认为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在大部分人眼里，死刑已变成了一场表演，而且，某些人对它怀有一种忿忿不平的怜悯感。一种正确的刑法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就够了，因此，他赞成用终身苦役取代死刑。
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贝卡里亚用了将近1/10的篇幅来宣传自己关于限制以至废除死刑的观点，他将死刑的弊端归纳为五点。第一，死刑的威吓作用是多余的。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可以发挥其效用。第二，死刑容易引起旁观者对受刑人的怜悯。统治者为了加强死刑的威慑作用，一般都公开以残酷的手段执行死刑。因而在大部分人眼里，死刑等酷刑已成为一种表演。第三，死刑的影响是暂时的。贝卡里亚从心理效应的角度论证说：“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因为，最容易和最持久地触动我们感觉的，与其说是一种强烈而暂时的运动，不如说是一些细小而反复的印象。” 第四，死刑可能造成不良的社会环境。他认为，很多人犯罪是由于缺乏起码的人道主义情感，心灵很残酷，而这同社会环境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死刑起着纵容人们流血、树立残暴的榜样的作用。以暴行镇压暴行，只能造成暴行的恶性循环。第五，死刑的错误是不可挽回的。如果死刑执行完毕以后发现案情又有新发现，犯罪人其实另有其人，那么这个错误是无法挽回的。
四、我国各界对死刑存、废问题的争议
前段时间湘潭大学法学院院长邱兴隆提出全面废除死刑观点，备受各界关注，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争论。
有的学者从保障人权角度出发，认为应当立即废止死刑。邱兴隆认为，“主要承认罪犯是人，罪犯便拥有国家和法律都不得剥夺的生命权，因此应当全面废止死刑。”笔者认为从罪犯和受害者的人权矛盾来看，他们其实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尤其当受害者的生命被剥夺的时候，已经无法挽回。这时已经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我们应该考虑的是，罪犯和受害者的人权，哪个更重要？是罪犯先剥夺了受害者的人权，我们再去剥夺罪犯的人权，其实只是法律在保障受害者的人权。这就好比每个人都有法律赋予的自由，但是没有绝对的自由，只有相对的。法律限制了罪犯的自由，只是为了保障其他的更多的人的自由。
有的学者认为死刑走向废止是历史的规律，是世界的潮流。并从中外死刑制度的沿革分析，每个国家死刑制度都是从滥用到慎用、由苛酷到轻缓的改革过程，并且死刑在不少国家已经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欧盟将死刑的废除作为成员资格的先决条件，并且在发达国家中仅有美、日两国保留死刑。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是我国废除死刑的理由。我国是否废除死刑应当从我国的历史、传统、现状、实情来看。要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
有的学者表示，主张减少死刑，同时尊重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尤其是不要通过人格羞辱的方式来执行死刑，比如在死刑前进行一些公开的，大庭广众以及人山人海的情况下，对这些人宣判。因为这种做法从人道主义角度讲存在缺陷。笔者赞同以上观点，并且结合意大利学者贝卡里亚的观点来看，公开宣判、人格羞辱不仅会使观众对这些人产生怜悯之心也可能会在社会上造成不良风气。
有的学者不赞同立即废除死刑。并且认为在当前经济转型、各种恶性犯罪频发的关头，这种要求废除死刑的声音很令人费解。指出：实践证明，贝卡利亚废除死刑的主张过于理想化，在绝大多数国家、绝大多数情况下根本行不通。美国1967年一度停止执行死刑达10年之久，后来随着重大案件直线上升，在公众的强烈要求下又不得不恢复死刑。前苏联三次废除死刑又三次恢复。连贝卡利亚的故乡意大利也出现死刑反复存废的问题。台湾地区现在废除死刑，但据民意调查，71.1％的民众不赞成废除死刑。2003年，新浪网曾在我国网民中，就死刑存废问题发帖讨论一个星期，结果有75.8％的网民主张保留死刑，只有13.6％的网民支持废除死刑。
也有的学者认为现阶段不仅不能废除死刑，反而要加大刑罚力度。在人民网上关于废除死刑问题的讨论投票中有58.7%的人赞同这一观点。认为当前对民愤极大的几种犯罪尤其要严惩不贷，包括行凶杀人犯、制造恶性事故摧残人命和破坏公共财产犯、拐卖妇女儿童犯、制造贩卖毒品犯、制造假药犯、制造假货币犯、巨额贪污和行贿受贿犯。并称经过一个时期严厉执法，再加上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及其它综合治理措施，各种重大犯罪的势头将得到遏制。
在“当代刑法与人权保障”全国杰出青年刑法学家论坛上，就湘谭大学法学院院长邱兴隆提出的全面废除死刑观点，司法部副部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张军表示，我国当前要重点解决的是改革刑罚制度，设立更多的20年、30年以上的长期刑，以此逐渐减少死刑的适用。张军表示，在实践层面全面废止死刑在我国现阶段是很难的。我国的刑法要考虑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他觉得更可行的办法是改革我国的刑罚制度，增设20年、30年的长期刑。他介绍，司法部最近对我国的刑罚执行效果进行了统计，发现很多判处无期徒刑的严重暴力犯罪，大多都只关押十五六年就释放出去了。他建议，今后涉及人身权利的犯罪，法院判处无期徒刑的，至少应当关押25年以上。当罪犯55岁左右释放出来后，犯罪激情就没有了。设立了长期刑后，死刑在审判机关自然就会减少适用。今后在修改刑法时，立法机关也会考虑逐步减少死刑罪名。
五、笔者认为应当限制和减少死刑，但对情节严重的犯罪保留死刑
人民网上关于废除死刑问题投票中有9.7%的人赞成立即全面废除死刑，尊重生存权；6.9%赞同废除死刑，但要循序渐进，先限制、再废除；24.8%认为限制和减少死刑，但要对情节严重的犯罪保留死刑；58.7%反对废除死刑，要加大刑罚力度。笔者赞同限制和减少死刑，但要对情节严重的犯罪保留死刑。有如下几点原因：
首先，笔者认为立即在我国废除死刑是不现实的
第一，我国现在是世界上规定死刑罪名最多的国家，我国刑法在42个条文中规定了69个死刑罪名，使我国成为世界上规定死刑最多的国家。并且也是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每年被执行死刑人数是全球其他国家执行人数之和。任何事情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立即在全社会废止死刑，全国范围内的各层人民和司法机关必定会有所不适应。并且从人民网的民众投票来看，有90%以上的人不支持立即全面废除。
第二，我国现在仍需要死刑来对犯罪进行威吓。尽管意大利学者贝卡里亚和我国部分学者认为死刑并不能对罪犯起到威吓作用。但笔者认为，人毕竟是怕死的。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上，死刑对于一些犯罪分子还是具有一定的威吓力。使他们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有所顾忌。举个例子，在如果没有死刑存在的情况下，一个罪犯强奸一妇女，他很可能将该妇女杀害。原因有三。第一，为了杀人灭口，阻止司法部门快速侦破案件；第二，没有死刑的情况下，罪犯被抓获也不会被杀，罪犯就没有了顾忌；第三，罪犯存有侥幸心理，杀人灭口，司法部门可能查不出来，如果尸体处理的好甚至不会被发现，自己也就可以逍遥法外。但如果保留死刑，在这种情况下罪犯则很有可能不杀该妇女。原因是：第一，杀害妇女犯故意杀人罪，万一被抓获，定会被判死刑。第二，不杀该妇女，被抓到后可以保存性命。权衡比较，罪犯很有可能“手下留情”。
有的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手段残暴，不顾后果，遇到这种犯罪人，死刑虽不能遏制犯罪，但是可以阻止这些人再次犯罪杀人。这就是笔者认为的对情节严重的犯罪实施死刑。因为这种人没有人道主义，再次回到社会难保不再犯罪，因此需要死刑阻止他们再次犯罪。
并且我国现在正在改革转型期，需要死刑这一手段。
第三，我国古代执行死刑的情况就很多，传统在人们心里有一个传统的说法“杀人偿命”保留死刑，对恶性案件对谋杀案件实行死刑可以“大快人心”。笔者认为这里的“大快人心”并不是纵容人们的报复心理，而是对受害者和其家属以及社会上的人的一种心里上的安慰。如果立即废除死刑，受害者的家属必定会无法接受，反而会引起他们动用私人力量来发泄心中的怒火。将怒气发泄到犯罪人的家属身上，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危害。但笔者认为这里的死刑应当是情节严重的犯罪，必须是犯罪人主观上有犯罪的意图并且客观上实施，手段残忍。对于是过失的案件，应当依据法律而不能为了平民愤动用死刑。前几年，一个公安局长开车时由于过失将一个妇女拖死，当时的司法部门为了平民愤，将这个公安局长处以死刑。这个案件在当时的法学界引起了很大争议，学者们认为，按照当时的法律，公安局长是不被判死刑的。但是民众认为一个公安局长，在白天的大马路上将一个妇女拖死，不能忍受，呼声很高。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下，该公安局长被执行死刑。笔者认为死刑的适用不能随意不能为了平民愤，应当依照法律，并且在必须实施死刑时再执行。
其次，笔者认为加大死刑执行力度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太严厉不仅不能够遏制犯罪反而会让犯罪行为更加猖獗，更加残酷；且会让人们对被执行死刑者产生怜悯之心。
第一，从犯罪产生的根源来看，犯罪是一定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家庭关系等社会因素与犯罪者个体所互相作用的产物。死刑不可能根除产生犯罪的复杂根源，自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犯罪的产生。中国清末伟大的法学家和法律改革家沈家本就曾指出：“苟不能化其心，而专任刑罚，民失义方，动罹刑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也。”从潜在的犯罪人对死刑的态度来看。死刑对激情犯、情境犯、亡命徒有明显的威慑力。如某些杀人、伤害、强奸等，犯罪人多是由于某种矛盾激化或情境刺激，以致丧失理智，感情冲动而一时控制不住实施了犯罪行为。这种情况下，犯罪人往往不能准确地去酌量其犯罪可能造成的法律后果和权衡犯罪所得与因此而承受的刑罚之苦之间的得失比例。对这些人来说，死刑的威慑力无法发挥。而对“亡命徒”的犯罪人来说，虽然明知自己的行为严重性并且确信犯罪后必然被判处死刑，却仍然要孤注一掷实施犯罪。对这类犯罪人来说，死刑的威慑力是明显没有意义的。20世纪20年代以来，国外许多学者就死刑与凶杀犯罪案发率之间的关系进行过大量的研究。使用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在实行死刑的国家与废除死刑的国家之间，或实行死刑的州与废除死刑的州之间就凶杀发案率进行比较，这是一种横向比较。第二种是在同一个国家或同一个州之内对废除死刑或恢复死刑前后的凶杀案发案率进行比较，这是一种纵向比较。大多数研究者的报告，都否认死刑的存废与凶杀犯罪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研究结果并不能证明死刑对犯罪有遏制力。还有人研究过使用死刑的频繁程度与凶杀发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认为二者相互关系不大。
第二，死刑的执行过多反而会不利于遏制犯罪甚至会引发更多的犯罪。比方说，一个抢劫别人钱的人如果也被判死刑，就有可能引发抢劫对象被杀死，这样做的目的可以使司法部门无法有效地侦破犯罪，因为抢劫是死，杀人也是死，索性抢劫的时候把人杀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同样，如果强奸女人的人被判死刑，也会引发女人被杀死，这样反而不利于保护社会上的群众和公安部门对案件的侦破。
六、对我国死刑执行现状的一点看法
在部分地区，死刑在群众聚集的地方执行，如我国古代就经常将罪犯游街示众再拖到菜市口处以死刑。因此，在部分人眼里，死刑变成一场表演，死刑执行时被执行者的痛苦表情使某些人对它怀有一种忿忿不平的怜悯感。占据观众思想的主要是这两种感情，而不是法律所希望唤起的那种健康的畏惧感。刑场与其说是为罪犯开设的，不如说是为观众开设，当怜悯感开始在观众心中超越了其他情感时，立法者似乎就应当对刑罚的强度做出限制。 贝卡里亚认为用终身苦役来代替死刑，如果把苦役的受苦时间加在一起，痛苦程度与死刑比起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苦役有一个好处，它使旁观者比受刑者更感到畏惧，因为，前者考虑的是受苦时间的总和，后者则分心于眼前的不幸而看不到将来。在前者的想象中，刑法的恶果变得昭彰了；而后者却从他那麻木不仁的心灵中汲取旁观者所无法体验和理解的安慰。
笔者还认为法院判决死刑应当严格依照法律，比照犯罪人的动机和行动。但就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很多时候法庭的判决是基于犯罪的后果而不只是行动或动机。法庭也会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做出完全不同的决定。这里有一个实例说明我国司法的随意性。据报道，在石家庄爆炸案中，郝风琴和其他小商贩一样，在采石场附近私自卖炸药，但是因为买她的炸药的一个人制造了爆炸惨剧，她便迅速被枪毙。
再从我国的执行程序来看，我国法律规定在执行刑罚中的变更措施很多，有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被判无期徒刑的犯罪人有的被关15、20年就放出去了。再加上有关程序不公开、不透明，一些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借助关系逃脱处罚的情况时有发生。前几年，媒体披露的因故意杀人罪而被判处死刑后改死缓，绰号“虎豹”的大连黑社会老大邹显卫，在投监后买通监狱领导，将死缓改为有期徒刑，还在高墙内住高级套间，专人伺候，召妓，乘豪华轿车随意出入，最终又在社会上滥施淫威，杀死一人。而在西方一些国家，刑罚执行中也有变更程序，但执行比较到位，透明度高，程序严格，因此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轻易出狱的事极少发生。
最后，笔者认为要减少和限制死刑的适用，对于非人身暴力犯罪或情节不严重、过失犯罪增设长期刑或者终身刑。借鉴国外的制度，有期徒刑最长30年以上，一些国家甚至上不封顶可判几百年。无期徒刑完全可能终生不放。而罪行极为严重，人身危险性极大的犯罪分子，再次回到社会会造成社会危害的处以死刑。另外，笔者还认为要做好被处有期徒刑的人回到社会后的一系列工作。例如：指导就业，给予一定就业指导和安排等。因为，被判20、30年的人，回到社会后大多已经50、60岁。如果不对他们进行就业指导或心理疏导，这些人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生活无保障，受到歧视很有可能再次犯罪。因此，这类人出狱后的情况，我们不得不考虑。
现在且不论废除死刑是不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因为目前很难做出绝对肯定的答案，人类社会的发展，包括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发展变化，总有自身的规律性。死刑作为应对犯罪的一种极端手段，也有其合理存在的理由。理论和现实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现实社会中的一系列问题以及如何改革是复杂和曲折的，这还需要学者和政治家们的共同努力。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１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１９９４年３月１９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１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和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２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修订）
目 录
总 纲
第一章 工作总则
第二章 组织总则
第三章 全国委员会
第四章 地方委员会
第五章 附 则
总 纲
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结成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人士和各界爱国人士参加的，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团结和民主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两大主题。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一九五四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继续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以及对外友好活动中进行了许多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拨乱反正、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实现国家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转移，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进一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农联盟更加巩固。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在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并作出重要贡献的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日益发挥其重要作用。全国各民族已经形成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宗教界的爱国人士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热爱祖国，拥护祖国统一，支援祖国建设事业。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爱国统一战线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仍然是中国人民团结战斗、建设祖国和统一祖国的一个重要“法宝”，它将更加巩固，更加发展。
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我国人民同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斗争还将是长期的，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在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事业、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基础上，尽一切努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为实现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任务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促进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充分体现和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活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根本的准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依法维护其参加单位和个人按照本章程履行职责的权利。
第一章 工作总则
第一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进行工作。
第二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政治协商是对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商和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可根据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提议，举行有各党派、团体的负责人和各族各界人士的代表参加的会议，进行协商，亦可建议上列单位将有关重要问题提交协商。
民主监督是对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通过建议和批评进行监督。
参政议政是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或其他形式，向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三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宣传和执行国家的宪法、法律、法规和各项方针、政策，推动社会力量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事业。
第四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第五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密切联系各方面人士，反映他们及其所联系的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协助国家机关进行机构改革和体制改革，改进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加强廉政建设。
第六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调整和处理统一战线各方面的关系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部合作的重要事项。
第七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通过各种形式，积极传播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开展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以及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的宣传教育工作。
第八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坚持发展科学、繁荣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密切联系国家机关和其他有关组织，在政治、法律、经济、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医药卫生、体育等方面开展调查研究等活动，广开言路，广开才路，充分发挥委员的专长和作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推动和协助社会力量兴办各种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
第九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组织委员视察、参观和调查，了解情况，就各项事业和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建议案、提案和其他形式向国家机关和其他有关组织提出建议和批评。
第十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组织和推动委员在自愿的基础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时事政治，学习和交流业务和科学技术知识，增强为祖国服务的才能。
第十一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宣传和参与贯彻执行国家关于统一祖国的方针政策，积极开展同台湾同胞和各界人士的联系，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
加强同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联系和团结，鼓励他们为保持港澳地区的繁荣和稳定，为建设祖国和统一祖国作出贡献。
第十二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宣传和协助贯彻执行国家的人才强国战略和知识分子政策，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以利于充分发挥各类人才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第十三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宣传和协助贯彻执行国家的民族政策，反映少数民族的意见和要求，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维护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增进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和维护祖国的统一贡献力量。
第十四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宣传和协助贯彻执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支持政府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团结宗教界爱国人士和宗教信仰者为祖国的建设和统一贡献力量。
第十五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宣传和协助贯彻执行国家的侨务政策，加强同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联系和团结，鼓励他们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和统一祖国的大业作出贡献。
第十六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宣传和协助贯彻执行国家的外交政策，根据具体情况，积极主动地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加强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合作。
第十七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根据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
第十八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加强同地方委员会的联系，沟通情况，交流经验，研究地方委员会带共同性的问题。
第二章 组织总则
第十九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设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对地方委员会的关系和地方委员会对下级地方委员会的关系是指导关系。
第二十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的人士组成，设若干界别。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委员会的组成，根据当地情况，参照全国委员会的组成决定。
第二十一条 凡赞成本章程的党派和团体，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协商同意，得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个人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协商邀请，亦得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参加地方委员会者，由各级地方委员会按照本条上述规定办理。
第二十二条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或地方委员会的单位和个人，都有遵守和履行本章程的义务。
第二十三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委员会对全国委员会的全国性的决议，下级地方委员会对上级地方委员会的全地区性的决议，都有遵守和履行的义务。
第二十四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地方委员会委员应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在本界别中有代表性，有社会影响和参政议政能力。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地方委员会委员要密切联系群众，了解和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参加本会组织的会议和活动。
第二十五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的议案，应经全体委员过半数通过。常务委员会的议案，应经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通过。各参加单位和个人对会议的决议，都有遵守和履行的义务。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
第二十六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委员，在本会会议上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对本会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第二十七条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单位和个人，有通过本会会议和组织充分发表各种意见、参加讨论国家大政方针和各该地方重大事务的权利，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的权利，以及对违纪违法行为检举揭发、参与调查和检查的权利。
第二十八条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单位和个人，有声明退出的自由。
第二十九条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单位和个人，如果严重违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或全体会议和常务委员会的决议，由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或地方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分别依据情节给予警告处分，或撤销其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或地方委员会的资格。
受警告处分或撤销参加资格的单位或个人，如果不服，可以请求复议。
第三章 全国委员会
第三十条 每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和人选及界别设置，经上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会议审议同意后，由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
每届全国委员会任期内，有必要增加或者变更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和决定人选时，经本届主席会议审议同意后，由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
第三十一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如遇非常情况，由常务委员会以全体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得延长任期。
第三十二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设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和秘书长。
第三十三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临时召集之。
第三十四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行使下列职权：
一、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监督章程的实施；
二、选举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
三、听取和审议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四、讨论本会重大工作方针、任务并作出决议；
五、参与对国家大政方针的讨论，提出建议和批评。
第三十五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主持会务。
常务委员会由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组成，其候选人由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各党派、团体、各民族和各界人士协商提名，经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
第三十六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解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监督章程的实施；
二、召集并主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前召开全体委员参加的预备会议，选举第一次全体会议主席团，由主席团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
三、组织实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的任务；
四、执行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
五、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审查通过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或国务院的重要建议案；
六、根据秘书长的提议，任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
七、决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工作机构的设置和变动，并任免其领导成员。
第三十七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主持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副主席、秘书长协助主席工作。
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组成主席会议，处理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主席会议受常务委员会的委托，主持下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议。
第三十八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设副秘书长若干人，协助秘书长进行工作。设立办公厅，在秘书长领导下进行工作。
第三十九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若干专门委员会及其他工作机构，由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四章 地方委员会
第四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自治州、设区的市、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凡有条件的地方，均可设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该地方的地方委员会。
第四十一条 每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委员会的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和人选及界别设置，经上届地方委员会主席会议审议同意后，由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
每届地方委员会任期内，如有必要增加或者变更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和决定人选，经本届地方委员会主席会议审议同意后，由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
第四十二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的地方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
第四十三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地方委员会设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和秘书长。
第四十四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地方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
第四十五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行使下列职权：
一、选举地方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
二、听取和审议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三、讨论并通过有关的决议；
四、参与对国家和地方事务的重要问题的讨论，提出建议和批评。
第四十六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地方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主持会务。
常务委员会由地方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组成，其候选人由参加各该地方委员会的各党派、团体、各民族和各界人士协商提名，经全体会议选举产生。
第四十七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并主持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前召开全体委员参加的预备会议，选举第一次全体会议主席团，由主席团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
二、组织实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的任务和全国委员会所作的全国性的决议以及上级地方委员会所作的全地区性的决议；
三、执行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
四、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审议通过提交同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或人民政府的重要建议案；
五、根据秘书长的提议，任免地方委员会的副秘书长；
六、决定地方委员会工作机构的设置和变动，并任免其领导成员。
第四十八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地方委员会的主席主持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副主席、秘书长协助主席工作。
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组成主席会议，处理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主席会议受常务委员会的委托，主持下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议。
第四十九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地方委员会可以按照需要设副秘书长一人至数人，协助秘书长进行工作。
第五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委员会设立办公厅，专门委员会及其他工作机构的设置，按照当地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由常务委员会决定。
自治州、设区的市、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的地方委员会的工作机构的设置，按照当地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由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五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本章程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后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