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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 财政部


民政部、财政部关于调整抚恤和救济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1985年3月7日，民政部、财政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财政厅(局)，重庆、武汉、沈阳、大连、广州、西安、哈尔滨市民政、财政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央和地方安排了一些经费，用于提高优抚、救济对象的抚恤、救济标准和民政事业单位供养人员的生活费标准，使他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今后，随着国家价格体系的改革和工资制度的改革，现行的抚恤、救济标准和事业单位供养人员的生活费标准需要适时地进行调整，但是，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财政状况及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存在差异。同时，为了适应现行财政体制，有利于贯彻“权责结合”的原则，有必要对调整抚恤、救济标准问题进行一些改革。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烈士和牺牲、病故人员一次抚恤金，革命残废人员抚恤金和革命残废军人休养院休养员生活待遇的调整，由民政部、财政部统一规定；其余优抚、救济对象和事业单位供养人员的抚恤、补助、救济和供养标准等，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政策规定和当地财力，以及群众生活水平情况，因地制宜，自行确定。由民政、财政厅(局)提出具体方案，报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所需经费由地方财政自行安排。
二、地方确定新的各项抚恤、补助、救济和供养标准应当遵循的原则是：应保证优抚对象的生活水平略高于当地群众的平均生活水平；救济对象的生活水平相当于当地群众的基本生活水平；收容遣送站收容人员能维持其基本生活。对于优抚、救济对象中的孤老、孤儿和伤残者的生活水平，要比同类的其他人员从优照顾。今后，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及价格体系的改革，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抚恤、救济标准要注意适时予以调整。
为了发展大好形势，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切实保障优抚、救济对象的生活，希望各级民政、财政部门都要重视这项工作，更好地发挥他们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


多判、快杀的调子不能再弹

毛立新

临近“6•26”国际禁毒日，毒品犯罪问题备受大家关注。面对严峻形势，司法机关坚持“依法从重从快”，实行严厉打击，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如果把重刑、死刑当成灵丹妙药，甚至追求多判、快杀，则是走进了“重刑主义”的误区。近日，法制日报以《刑罚禁毒最有力，收回死刑复核权影响效果》为题，报道了对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位副院长的采访。（《法治日报》6月22日）从报道中，我们又看到了“重刑主义”的影子，因而值得加以警惕。
报道认为“刑罚禁毒最有力”，这其实是个伪命题。多年来，我国对毒品犯罪实行严刑峻罚。刑法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1000克以上，海洛因或冰毒50克以上均可判处死刑，严厉程度已属罕见。据法院部门的统计，毒品犯罪总量虽然在全部刑事犯罪中所占比例并不大，但判处死刑数量却位居第三。1997年新刑法实施后，我国死刑人数逐年下降，但毒品犯罪判死刑的依然不断增加。如此严刑峻罚，并没有使毒品犯罪形势有所缓和，原因何在？可以找出许多解释，但至少有一点要承认：多判、多杀并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因而也并非禁毒的灵丹妙药。
正如那位副院长介绍的，现在抓到的毒品犯罪人，其身份多为城市下岗工人，贫困地区失地农民和外来务工人员。这些人多属穷苦人，是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往往是为了赚取一点运费，不惜冒生命危险为老板充当“马仔”，人体藏毒、带毒、运毒。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是受害者，既可恨又可怜。这些人被抓获后，就有可能按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而幕后的老板和处于毒品犯罪关键环节的买方、卖方却难以查获。结果就造成，掐了芽子根还在，纵然杀了众多“马仔”，但却治标不治本，无法遏制毒品犯罪蔓延势头。
至于死刑复核权收回会影响禁毒效果，更不知从何说起。死刑复核权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这是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明确规定，所谓“收回”实乃“归位”，是贯彻落实法律。20多年来，死刑复核权逐渐下放省级法院，造成二审判决直接代替死刑复核，使死刑复核程序悬空，弊端良多。而其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则有助于维护法制统一，落实“少杀、慎杀”，确保司法公正。因而，在社会各界呼吁下，最高人民法院今年3月就已明确表示要收回，目前正在组建专门的死刑复核庭。
但那位副院长却认为：死刑复核权收回至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时间很可能延长，会给看守所带来压力，并可能影响及时惩治毒品犯罪。这使我想起毛泽东说过的话：“反革命早杀几天，迟杀几天，关系并不甚大，唯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连“反革命”都不能“速判快杀”，对毒品犯罪分子慢杀几日，就会影响禁毒效果？要知道，“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人命关天，惟有务求公正、慎之又慎才是正确的态度。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