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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财产分割效力的两种立法例


关于共有财产的分割效力，国外民法有两种不同的规定。一是认定主义，又称宣示主义，为法国学者所主张。该主张认为共有财产的分割，实际上是认定财产关系的行为，并不是移转共有人之间的应有部分。在分割以前，共有人对于共有物各有其应有份额存在，只是范围未确定，经过分割才能确定，所以分割的效力溯及共有成立之时。二是移转主义，又称付与主义，为德国学者所主张。该观点认为，共有人对于其共有财产在未分割之前，仅在量上有一部分所有权，分割以后才开始对于其物取得完全的权利。所以，共有财产的分割，实际上是共有人之间权利的移转。各共有人将其共有物的一部分所有权分开，互相移转其应有部分而各自取得新的所有权，因而分割的效力不溯及既往。两种学说互有长短，前者可以使物权关系简单化，但是不利于保护第三人的利益，而后者有利于保护第三人的利益，但使物权关系过于复杂。


我国物权法对共有财产分割的效力并未作出规定，根据我国司法实践及学者论述的分析，笔者认为采用移转主义更为合理。共有财产经分割后，共有关系即归于消灭，各共有人即就其分得部分取得单独所有权。各共有人因分割取得的所有权的范围原则上应与其应有的份额相等。在协议分割时,如分割者为不动产,需于办理分割登记后,始生分割之效力;如为动产则于交付时,始生分割之效力。在裁判分割时,因法院所为之判决为形成判决,故于判决确定时即生分割效力,各共有人不待登记或交付即取得分得部分之单独所有权。


涉及共有财产分割效力的两个实务问题


1．共有财产分割对应有部分上设定的担保物权的影响


共有人应有部分系指共有人对共有物所有权所享权利之比例，亦即各共有人对于共有物所有权在分量上应享之部分。应有部分在分量上虽不如所有权大,但其权能与所有权完全无异,因而应有部分的处分应适用所有权的规定,可在应有部分上设定担保物权当无异议。问题在于，共有财产分割后，对共有财产应有部分设定的担保物权是否有影响？依上文移转主义的观点分析，共有财产分割的效力系向将来发生，不溯及既往，故共有财产应有部分设定的担保物权不因分割而受影响，换言之，应有部分原有的担保物权在分割时，其权利仍然存在于该应有部分之上，担保物权人仍可按其应有部分就共有财产的全部行使其担保物权。


我们应当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设置合理的程序平衡共有人与第三人的利益保护，做到在加强第三人保护的同时，又能做到物尽其用，充分发挥物的价值。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台湾地区民法物权编修正草案的相关条款，在共有财产分割诉讼中，法院可根据共有人的申请或依职权通知在共有财产应有部分上设置担保物权的担保权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就分割方法陈述意见，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可以将权利移存于以其应有部分作担保的担保人分得的共有财产部分。担保权人经通知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诉讼的，不影响法院作上述处理，担保权人应受法院裁判的拘束。


在共有财产分割系以变价分割或折价补偿方式作出时，对担保权人的担保物权，担保物权人得依物上代位之原则，于其价金请求权之上行使其权利。因为我国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六十七条和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对抵押物转让时如何实现抵押权人、抵押人和受让人利益，均吸收了价金物上代位主义模式的合理因素进行制度设计，即抵押权人通过将其支配权的客体从物转移到价金来实现抵押权。在作价补偿的情形下，若设定担保物权的共有人取得共有财产全部或大部，则担保物权存在于该共有财产的应有部分上；若设定担保物权的共有人取得金钱时,则参照变价分割的做法；若设定担保物权的共有人取得共有财产的一部分加上金钱的一部分时,担保物权存在于所取得的该部分共有财产上，而金钱部分则仍参照变价分割的做法。


2．共有人之间的担保责任


共有财产分割的效力可以使各共有人取得自己之应有部分的单独所有权，此时发生共有人之间的担保责任问题。所谓共有人之间的担保责任，指各共有人按其应有部分，对于其他共有人因分割而得到的物，负与出卖人相同的担保责任，包括权利瑕疵的担保责任与物之瑕疵担保责任两种。


物之瑕疵担保责任，是指共有人对其他共有人应担其分得部分于分割前不藏有瑕疵。权利瑕疵担保责任，是指共有人应担保第三人就其他共有人分得之物，不得主张任何权利。物权法第一百条第二款规定，共有人分割所得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有瑕疵的，其他共有人应当分担损失。从文义上看，此处的共有人担保责任似乎仅指物之瑕疵担保责任，是否包括权利瑕疵担保责任，并不明确，在审判实务中应该如何处理呢？笔者认为，应将该条作扩张解释，将该条中的“瑕疵”解释为包括“物之瑕疵”和“权利瑕疵”，在实务处理中共有人对其他共有人分得的共有财产也应负有权利瑕疵担保责任。如甲乙共同出资30万元购买一个清代瓷器，后经分割，甲补偿乙15万元取得该瓷器单独所有权。但不久发现该瓷器系盗赃物，被所有权人追赃取回。此时，乙要对甲承担权利瑕疵担保责任，须返还甲15万元。


完善共有财产分割效力法律规定的建议


物权法“共有”一章中关于共有财产分割内容仅两个条款，即第九十九条和第一百条，过于原则、简单，缺乏可操作性，尤其是缺少对共有财产分割效力的法律规定。建议参酌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相关民事立法，对共有财产分割效力进行立法完善。


建议条文：【分割效力】共有财产分割后，共有人取得分得部分的单独所有权。【分割对共有财产应有部分设定的担保物权的效力】共有财产应有部分设有担保物权的，其权利不因共有财产分割而受影响。担保物权人经法院通知或当事人申请参加共有财产分割诉讼的，其权利移存于担保人所分得的部分共有财产；在担保人系以变价分割或折价补偿方式取得共有财产拍卖或变卖的价金时，其权利移存于担保人所分得的价金。


【共有人担保责任的范围】物权法第一百条第二款规定“共有人分割所得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有瑕疵的”，其中“瑕疵”包括物的瑕疵和权利瑕疵两种情形。


（作者单位：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司人格否认法律问题研究（中）

　　　　　　　　　　　　　　　　　◇王冠华

2 我国新《公司法》关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立法分析

如前述，2005年10月27日，新《公司法》以成文法的方式规定了我国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这主要体现在第20条和第64条规定上，是我国公司法制度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当然，新《公司法》颁布前，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也并非完全没有法律规范可循，如《民法通则》第4条[5]、1985年8月20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清理和整顿各类公司的通知》（国发[1985]102号）第6条[6]、1986年2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中发[1986]6号）第3条第1款[7]、1987年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单位或企业开办的企业倒闭后债务由谁负担的批复》[8]、1994年3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的批复》第1条第3项[9]以及2003年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5条[10]等，就体现了该制度的原则和精神，只是当时公司人格否定制度没有受到我国社会生活的广泛关注，学术界也未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形成相当程度的共识而已。

2.1 我国新《公司法》第20、64条规定与公司人格否定制度

新《公司法》第20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新《公司法》第64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上述两个条文形成了我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基本结构和内容：首先确立了股东不得滥用公司法人资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原则；其次规定了对法人人格滥用的法律后果，即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为确保这一制度的贯彻执行，2011年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以法[2011]41号文件形式印发了《关于修改的决定》，在第二级案由“二十二、与公司有关的纠纷”项下增加“257、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第三级案由，以方便债权人进行民事诉讼。

2.2 新《公司法》规定的一人有限公司的人格否认制度的特殊性
新《公司法》第20条和第64条都规定了公司人格否定制度，但二者有所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适用对象不同。前者是总则中的内容，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一人有限公司；而后者只适用于一人有限公司。
第二，构成要件不同。依新《公司法》第20条规定，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是其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来逃避债务，从程度上讲，必须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债权人如果起诉股东，需要举证证明股东有“滥用”的行为并且造成了“严重损害其利益”的法律后果。而第64条规定的是，如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即财产混同，就要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确立的是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债权人只需提出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证明责任完全在股东这一方。因而否认一人公司的法人人格相比之下要容易得多。之所以这样规定，恐怕也是因为一人公司最大缺陷就在于公司人格与单一股东的人格实际上很难分离。

2.3 “滥用”具体情形

如前述，公司人格否定制度是对公司法人人格制度的维护和完善。但是，适用这一制度时，必须要严格条件，绝不能滥用。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允许随意否定公司的法人人格，势必会危害公司人格否定制度本身，还可能动摇整个公司法人制度，给公司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李国光指出：“在审理公司诉讼案件上，当务之急是尽快解决公司人格否定制度和揭开公司面纱规则……，抓紧弥补法律预留司法解释的’制度接口’，而在这以前，应当以公司人格独立制度始终属于本位的主导性规则，公司人格否定制度仅为适用特定场合和特定事由的例外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一定要坚持标准，依法实施，慎重权衡，审慎适用，防止滥用，不完全适用条件的，绝不能适用，需要适用的要向高级人民法院或最高法院备案。”[11]
那么，何为“滥用”？标准是什么？换言之，滥用有什么具体情形呢？依据法理基础，借鉴国外学说，我国学者对“滥用”行为的判断标准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民二庭高级法官金剑锋指出：“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情形较为复杂，……司法实践中，适用公司人格否认的情形主要包括公司资本显著不足、人格混同、过度控制、公司人格形骸化。”[12] 这一观点并进一步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课题组的肯定[13]，成为指导我国司法实践的参考。

2.3.1 公司资本显著不足

股东不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出资义务，或者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利用对公司的控制管理，将公司资产转移，这都会造成公司资产的不足。判断公司资产是否充足不仅取决于公司资产的绝对数量，还要结合公司所营事业的性质，判断公司资产是否能够负担公司经营的风险和债务。

2.3.2 人格混同

人格混同，是指股东与公司之间资产不分、人事交叉、业务相同。此种情形下，股东已经实质违反了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相分离的原则，不再受到有限责任的保护。

2.3.3 过度控制

过度控制，是指股东通过对公司的控制而实施不正当影响，使公司丧失了独立意志和利益，规避法律义务、合同义务、侵权债务等，成为股东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

2.3.4 公司的形骸化

公司人格的形骸化，是指公司与股东完全混同，使公司成为股东的另一个自我，或成为其代理机构和工具，以至于形成股东即公司、公司即股东的情况。具体表现形式为：
2.3.4.1 业务混同
公司控制股东的具体行为使公司实际上表现为投资者的一个部门，使相对人无法判断自己的交易伙伴是公司还是投资者本人。
2.3.4.2 组织机构、人员混同
公司管理机制不完善，组织机构上存在严重的交叉、重叠，所谓“一套人马、多块牌子”，公司也因此丧失了独立的意思表示。
2.3.4.3 财产混同
股东没有严格区分公司财产和个人财产，公司财产被用于个人支出而未作适当记录，以致没有维持完整的公司财产记录。显然，公司缺乏独立的财产，也就缺乏了作为独立人格存在的基础。
2.3.4.4 相互间的人格混同
公司与股东及该公司与其他公司间没有严格区分的人格混同。
在一人有限公司和母子公司的场合下，公司形骸化的情况较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