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2004年修正）
天津市人民政府
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的决定
（2004年6月21日天津市人民政府第3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04年6月29日天津市人民政府令第41号公布 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1999年市人民政府令第15号）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修改为：“在保护区的核心区从事涉及保护对象的科学研究等活动的，必须持有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的批准文件，事先向保护区管理机构申请，提交活动计划，经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
在保护区的缓冲区从事涉及保护对象的科学研究等活动的，必须持有省部级重要科研项目的批准文件，经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
二、在原第十三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五款：“组织外国人进入保护区从事本条前三款规定活动的，组织者应当制定保密措施。”
本决定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附：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2004年修正本）
（1999年7月23日市人民政府发布 2004年6月29日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的决定》修订公布）
第一条 为加强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保护区）的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国务院令第67号）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保护区是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的以由贝壳堤、牡蛎滩构成的珍稀古海岸遗迹和湿地自然环境及其生态系统为主要保护和管理对象的国家级海洋类型区域。
第三条 保护区属不连续、开放性类型，由贝壳堤区域和牡蛎滩、湿地区域组成。保护区范围涉及汉沽区、塘沽区、大港区、宁河县、东丽区、津南区的部分区域。具体范围是：
贝壳堤区域，为6条1000米宽的带状区域和3块矩形区域。带状区域范围为中心线两侧各500米，其走向中心线坐标分别为：蛏头沽（117°47′10″E，39°08′40″N）—青坨子（117°46′10″E，39°07′20″N）；驴驹河（117°38′30″E，38°53′30″N）—高沙岭（117°36′30″E，38°50′30″N）；老马棚口（117°31′50″E，38°39′30″N）—新马棚口（117°32′30″E，38°37′N）；白沙岭（117°29′15″E，39°06′15″N）—邓岑子（117°28′10″E，38°58′36″N）—上古林（117°29′15″E，38°49′00″N）；荒草坨（117°19′50″E，39°11′N）—崔家码头（117°19′E，39°04′15″N）；新河桥（117°19′30″E，39°02′N）—巨葛庄（117°19′20″E，38°58′05″N）—中塘（117°21′10″E，38°51′30″N）。矩形区域的中心点坐标分别为：大苏庄（117°18′E，38°40′N）、沙井子（117°21′30″E，38°39′40″N）和翟庄（117°15′E，38°34′N），区域范围由中心点向东西和南北方向各延伸500米。
牡蛎滩、湿地区域，为潮白新河、蓟运河、卫星河组成的三角形区域。其边界为：隋家庄（117°25′E，39°26′N）—苗庄（117°49′E，39°26′N）—蔡家堡（117°49′E，39°10′N）—北塘（117°43′E，39°06′N）—乐善庄（117°32.5′E，39°16.5′N）—造甲城（117°25′E，39°16.5′N）。
第四条 保护区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
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分界处应设置界标。
第五条 在保护区范围内从事的各项活动均应适用本办法。
第六条 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工作。
保护区的日常管理工作由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以下简称保护区管理机构）负责，主要职责是：
（一）执行国家及本市有关海洋自然保护区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二）实施保护区的总体建设规划和年度计划；
（三）制定保护区的各项管理制度；
（四）从事有关科学研究工作，并对保护区生态环境进行监测、监视；
（五）开展保护与管理工作的国内外交流活动；
（六）建立保护区的档案资料，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七）负责保护区的其他管理工作。
第七条 环保、矿产、农林、公安、水产、土地、规划、水利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共同做好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八条 保护区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保护区管理工作的领导，其所属的有关部门应当配合保护区管理机构做好保护区的管理工作。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破坏、侵占保护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控告。
第十条 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和保护区管理机构可以接受国内外组织和个人的捐赠，按照国家及本市有关规定，用于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
第十一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对在管理保护区和有关科学研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十二条 保护区的界标不得擅自移动或者破坏。
第十三条 在保护区的核心区从事涉及保护对象的科学研究等活动的，必须持有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的批准文件，事先向保护区管理机构申请，提交活动计划，经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
在保护区的缓冲区从事涉及保护对象的科学研究等活动的，必须持有省部级重要科研项目的批准文件，经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
在保护区的实验区从事涉及保护对象的科学研究等活动的，须经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后方可进行。
活动结束后应将其活动成果的副本送交保护区管理机构存档。
组织外国人进入保护区从事本条前三款规定活动的，组织者应当制定保密措施。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与境外组织或机构签署涉及保护区的协议，以及外国人到保护区从事有关活动的，必须经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报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五条 禁止在保护区内从事开挖、采集贝壳和牡蛎壳以及其他对保护对象造成危害的活动。
第十六条 在湿地核心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建设对湿地生态环境有污染和危害的生产设施和工程项目；
（二）狩猎、开垦、烧荒、挖土、倾倒有害物质、排放有害废水及其他危害保护对象的行为；
（三）其他改变和破坏湿地生态环境的行为。
第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其情节轻重和危害后果，分别给予以下处罚：
（一）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擅自移动或破坏保护区地面标志物的，责令其恢复原状，并可处1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未经批准进入保护区从事科学研究的，处1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保护区造成破坏的，可以处3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的有关规定，给保护区造成经济损失的，由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赔偿损失。
第十九条 在保护区内违反国家和本市其他有关规定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各自的职责进行处罚。
第二十条 拒绝、阻碍保护区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
第二十一条 保护区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起诉、不申请复议又不执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论婚姻家庭法学研究方法的更新
2000年11月5日 21:58 法商研究 发表时间：199603
当今中国，各部门法学的研究正方兴未艾，如火如荼，而婚姻家庭法学却似乎一片沉静，步入低谷，表现出明显的幼稚和落后。究其原因，研究方法的单调、陈旧和僵化则为归咎至此的要害。长期以来，中国婚姻家庭法学只是囿于单一的法律规范注释评介以及对一定社会现象进行平面重复分析总结的归纳演绎。这是法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但不是唯一模式。婚姻家庭法学长期固步于此，形成封闭、偏狭、呆板的研究惰性，致使自身发展到一定程度即难再有新的进步。因此，要改变现状，走出低谷，婚姻家庭法学必须迎纳新兴科学理论和方法，突破平面僵化、孤立单调的陈旧模式，拔高和演化理论基点，开阔研究视野，更新研究方法。而另一方面，现代科学为适应社会需要和科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在传统学科基础上不断分离、综合，横断性、边缘性、综合性学科和方法相继兴起，并展示出强劲的活力和有效的社会应用价值；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打破传统的分界线，相互渗透、借鉴和引用，并孕育出新的理论方法。这是科学发展中的竞争与融合，是婚姻家庭法学摆脱困境的科学契机和不可逃避的现实挑战。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更新研究方法，婚姻家庭法学理当作出如下方法论选择。
一、运用系统论的科学研究方法，拓展婚姻家庭法学理论的宏观视野，拔高婚姻家庭法学研究的理论基点
早在数年之前，系统论方法已被引入法学研究中，并取得良好的理论成效和法律控制的实践效益，但婚姻家庭法学未能适时把握，表现出迟到的缺憾。所以当今日该方法在其他法学部门已不足为新之时，婚姻家庭法学不得不进行补课；而且就婚姻家庭法学的本身特点来看，这一方法更具独到的价值和意义。
每个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及亲属关系都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系统，这种分散化的系统在社会中全面辐射、铺开，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网络结构。同时，它又是整个社会系统的分系统，以社会整体系统为背景和存在条件，并和社会系统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分系统交互作用和影响。因此，婚姻家庭绝不是独立于社会的封闭体，从没有超历史、超社会的婚姻家庭。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婚姻和家庭。婚姻家庭的根本属性是其社会性，决定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依存于一定的社会结构，服从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受控于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风俗习惯、文化观念等上层建筑。婚姻家庭的性质、形式、内容、功能、发展、变迁，在根本上归决于社会各系统的力量和作用。人类社会每一次变革，每向前迈进一步，都不可避免地给婚姻家庭提出新的要求，灌注新的内容，赋予新的形式，强化新的功能，更换新的观念。同时，婚姻家庭作为社会的分系统，也是能动的、积极的，时刻对社会各系统给予强大的反作用。
据此，婚姻家庭法学不能将婚姻家庭作为孤立的现象，而应以系统论的科学方法，将视野投入复杂、变动而宏大的社会系统中，透过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把握婚姻家庭与社会各能动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和作用规律，为婚姻家庭在社会系统中定质、定位、定量，从而为婚姻家庭法制建设和法律控制提供宏观的、高层次的理论指导。
将婚姻家庭置于社会大系统研究，剖析这一社会因子与各个社会分系统之间交互联系和作用的整体效应及功能耦合与冲突，揭示婚姻家庭发展、变异、演化所依托的社会机制及其相对独立的运行规律，并非是仅仅停留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更重要、更有意义的是将婚姻家庭置于现实社会系统中，对各种作用于婚姻家庭的现实社会力量进行全面透视，确定婚姻家庭在社会走向21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方位，把握处于变革、流动中的各种社会机制在婚姻家庭领域所引起的正负效应及婚姻家庭的能动反应。这是一个博大精深、游离不定的研究视角，也是婚姻家庭法学突破狭隘思路，跨上新台阶，走向现代科学之林的基本而关键的理论命题。这一研究的价值目标有两个：一是不能简单徘徊于确认和记录具体社会现象的水平上，而应从现象中揭示婚姻家庭与各社会系统间深层联系和作用规律，透过外在的偶然性找出内在的必然性，达到从记载社会现象进而极科学地分析社会现象。二是不仅要科学解释、分析社会现实，而且要运用掌握的规律，探索实施社会控制的最佳对策，以期通过对策施控，保证婚姻家庭与各社会因素相互联系、交互作用的功能耦合和正常运行，从而促进和达到社会整体系统的均衡协调。这是婚姻家庭法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其价值意义的实质所在。
从社会系统角度对婚姻家庭进行研究，其中心议题是婚姻家庭与社会现代化。但现代化是对社会的一种综合抽象的界定，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方式、国民素质等社会实体来表现。因此，婚姻家庭法学应将宏观的理论视角投向以下几个方面：（1）婚姻家庭与自然环境；（2）婚姻家庭与生产力水平；（3）婚姻家庭与商品经济；（4
）婚姻家庭与社会文化；（5）婚姻家庭与社会结构； （6 ）婚姻家庭与社会民主化；（7）婚姻家庭与生活方式；（8）婚姻家庭与人的素质；
（9）婚姻家庭与科学技术；（10）婚姻家庭与社会规范；（11）婚姻家庭与社会伦理；（12）婚姻家庭与“一国两制”；（13）婚姻家庭与对外开放。研究这些问题，应注意到它们是构成现代化社会有机整体的能动要素，共存于现实社会中，互相制约，互相渗透，没有绝对的分界；婚姻家庭交织在它们共同作用的网络中，形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行规律。婚姻家庭法学只有首先对这些宏观论题予以研究和解决，才能将本学科根植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市场经济、实现高度文明和民主的现代化坐标系上，为婚姻家庭法学在新的时代走出困境，全面引导和控制婚姻家庭变革作出定向选择。
二、深入微观领域，运用新的理论方法，研究婚姻家庭的内在机制，构建婚姻家庭法学的微观理论模式，为法律控制确立本位选择方向
婚姻家庭法的调整对象是人类的两性关系和血缘关系，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其特殊性就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人的个体需要与人类社会需要的矛盾兼容一体。可以说，婚姻家庭是人类的原始动物性与社会性、个体需要与社会要求的一种不可调和而又必须调和的产物。调和的结果，是社会为两性关系和血缘关系确立一种范式，引导或强制人们在这个范式中满足其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超越范式，则应遭受惩罚。这个范式最集中、最明确、最严格的表现形式就是婚姻家庭法。由此，婚姻家庭法的价值重心选择有三种可能，一是以人的自然需要和个体利益为确认和保护重心的个体本位；二是以社会需要和社会利益为中心的社会本位，三是将个体需要与社会需要合为一体，协调兼顾。
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决定了婚姻家庭法价值选择的双重性：一方面，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极大地满足社会成员个体需要的追求与满足，保障个体利益；另一方面，又要求个体服从社会，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保障社会整体利益，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这两方面决定了婚姻家庭法确认和保护的本位主体有两个，一是社会，二是个人。从而，婚姻家庭法学在微观层次上的研究应把握两大支点，一是研究在婚姻家庭中自然的人和社会的人，弄清个体需要或利益的构成要素及运行要素及运行变化规律，为法律诱导、保护和限制个体利益提供优化模式；二是研究婚姻家庭中的社会利益机制，为保证最大限度地实现婚姻家庭所承受的社会利益提供优化模式。
新的支点，不能凭空捏造，而应有新的理论内容和方法来充实构建。为此，我们应在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论的指导下，容纳新思潮，开放方法论，运用行为科学和价值论的原理、方法、将婚姻家庭法学引入行为法学和价值法学的新视野。
婚姻家庭法学的行为法学取向重在研究婚姻家庭关系中的行为机制，揭示行为的运行规律，为婚姻家庭法调控婚姻家庭关系，建立一般的、规范化的行为模式提供实证经验和构想。
法律对社会的控制，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实际上主要是对各种社会行为的规范和调控。通过法律手段，设定人们追求一定利益，满足一定需要的行为模式，建立和维护理想的社会秩序。反过来，社会秩序的建立，法律规范的社会化，又必须通过人的行为来实现。因此，对行为的研究，应作为婚姻家庭法学的重要课题。
人的行为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系统，涵盖丰富的内容。人无论是在社会关系中，还是在法律关系中，既是被主体化的客体，又是被客体化的主体。其一切行为，一方面具有自然的、社会的、环境的、历史的、文化的等多种客体化的内容，表现一种身不由己的必然性选择；另一方面，在其客体化过程中，又有自身生理的、心理的、价值观的等多重主体化内容。这两方面导致了社会中人的行为的共同倾向性和个体差异性，从而决定了法律控制和调整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因此，婚姻家庭法学对人们在婚姻家庭中的行为进行研究，首先要把握两个基本点：第一，透过婚姻家庭关系的各种表现形式，把握决定和制约人的婚姻家庭行为的客观机制，揭示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社会生活条件等客观力量作用于人的行为的规律，理解在婚姻家庭关系中，每个人并不是单一的主体，而是被客体化了的主体，认识人们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各种行为选择的受动性；从而明确婚姻家庭法要有效施控，权利、义务要真正落实到人们的行为，必须首先从影响人的行为的客观力量着手，培植良好的法律环境。第二，透过婚姻家庭关系的一般模式，把握人的婚姻家庭行为的主观能动机制，揭示其主体性特质。这种主体性特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主体的生理、心理、文化素质、品德修养、价值观、社会角色等特定化因素。它们既决定着人们对客观外在条件的认识，又决定着人们的行为选择、行为过程及对行为的把握和控制。二是主体行为赖以发生和追求的需要、目的、动机等动力机制，这是人们的婚姻家庭行为的必备要素。其中起核心作用的是人的需要。需要是行为的内驱力，是每个人求得生理和心理诸方面平衡要求的反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同一个人在不同阶段、不同环境、不同地位、不同角色下有不同的需要，由此决定了行为的差异性和变动性。需要的产生与满足，是行为主体与外界的互动过程，这一过程可表现为刺激—需要—动机—行为—目标—满足状况。可见，人的行为总是因需要而开始，因需要的满足而告终；旧的需要实现了，又会产生新的需要，开始新的行为。所以说，需要在人的行为动力机制中，是一个中心环节，贯穿行为始终。我们研究婚姻家庭关系，分析人们的婚姻家庭行为，决不可忽视人的需要这一内在规定性。
婚姻家庭法学要正确把握这两个基本要点，必须运用行为科学的原理和方法，以人们在婚姻家庭中的人的内在需要及其与社会相协调的行为选择为重点，系统研究和解决以下七个方面的问题：（1
）人们在婚姻家庭中的行为受到哪些客观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对行为施以作用；（2
）决定和制约人的婚姻家庭行为的生理机制和内隐心理状态；（3）人的价值观、文化素质、品德修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