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权性质论
周鹏龙
【摘要】
作为人权之劳动权，在阶级斗争以及劳资纷争的历史长河里逐渐法定化，具体化，标志着人权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在我国大力构建公正、和谐的社会背景下，劳动权保护和保障必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对劳动权的研究不仅是全面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逻辑起点，也是劳动法制建设的中心任务。因此对劳动权的界定不仅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劳动权利保障的终极目的。
【关键词】与劳动权相关之劳动； 劳动者； 劳动力 ； 基本含义； 基本性质
【正文】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依靠劳动谋生是人类的一项永恒的要求和必备的手段，但劳动并非自古是以权利而存在的。从“赤裸裸”绝对服从与低贱的劳动到给予法律肯定和人文关怀之“新装”的劳动权，从一种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生存行为发展至人类之宪法性基本权利，证明了无产者对有产者的胜利，凸显了社会人的价值重估与人本位之理念。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人权进步之标志的劳动权，是劳资双方利益趋向调衡的历史斗争的产物，是人权事业不断推进的伟大硕果。
一、劳动权之动态表现——劳动
对于“劳动”这个即熟悉而又似乎陌生的词语，其使用范围相当广泛。无论在经济学，社会学，还是在管理学等领域都具有不同的含义。本文立足于法学领域，尤其身处劳动法领域，探讨作为劳动法调整对象之劳动。马克思在分析劳动过程时曾对劳动含义做过精辟的揭示，即：“劳动是劳动力的使用（消费），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地的活动”，“是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化的过程。”[1]据此可认为，劳动是指劳动者基于生存和发展之需要，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过程中，通过使用劳动力作用于劳动客体或者劳动对象进而产生的有助于生存和发展之需要的脑力和体力的总支出之总和。笔者认为劳动应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劳动首先属于一种静态的资格状态，即劳动本身隐含劳动适宜条件或者资格：第二：劳动表现为以人的自然力为基础的动态创造过程。因此劳动属于静态资格和动态创造过程有机结合的脑力体力的总支出的客观外在实然状态。
劳动类型复杂多样，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多样性。其包括自我劳动、雇佣劳动和公益劳动。自我劳动即通过运用劳动力供养自己的劳动，也即自养。雇佣劳动即通过运用劳动力向他人提供劳动，这里包括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我国劳动法中的劳动属于有偿劳动。公益劳动即为公共利益有偿和无偿的提供劳动的形式。
劳动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谋生手段或者方式，从奴隶社会开始至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开始的历史时间段里，劳动曾被一味的视为低贱且处于绝对服从地位“下贱活动”。随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力量的历史较量，使得劳动逐渐成为人权的重要基本内容，日益被国际普遍关注且纷纷宪法化，使得由原本低贱，绝对服从的劳动与劳动权逐渐有机结合，进而改变了“劳动的悲惨命运”。我国宪法第42条明确将劳动既规定为公民的一项权利，又规定为公民的一项义务，对于劳动属于一项权利还是一项义务或者既是权利又是义务，各学者观点不一。各学者观点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2]
第一：劳动既是公民的法律权利，又是公民的法律义务。
第二：劳动是公民的法律权利或者道德权利，劳动义务在特定之时为法律义务或者道德义务。
第三：劳动是公民的一种绝对的法律义务。
笔者认为，劳动既然能够和权利有机结合上升为人权之劳动权，那么其性质无可非议的依然属于一种权利。作为权利主体的公民既可以作一定行为，也可以不作出一定的行为，甚至可以放弃权利本身。一个完整的权利应当全面具备这三种选择的可能性，只有这样的权利才属于充分和完全的。然而根据我国宪法对劳动地位或者性质的规定显然不符合权利本身的要求。我们经常强调权利义务的统一，但是统一必须以同一法律关系为前提，因此在同一法律关系中既赋予劳动权利又课以劳动义务不仅不能自圆其说而且造成逻辑上的错误。因此劳动应属于一项权利，但若要强调义务，只能说是基于国家特定历史环境的限制，或者人类发展必然客观要求应有的“不言而喻”的生存和发展义务，更倾向于道德义务或者基于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为之的义务，而非法律义务。由于劳动是与劳动者人身紧密结合的，因此具有强烈的人身性，作为法律义务在当劳动者不作为时或者不履行时，不能强制要求其履行义务，这不仅有违于人权保护理念而且有强迫劳动之嫌。笔者明知作为最高宪法对劳动的规定，但仍背其道而行，有否定宪法不为法之嫌，因为劳动属于一项义务，是由宪法规定的法定义务，否认法定义务意味着挑战宪法不为法。笔者之所以认为劳动属于一项权利除了权利本身的要求之外，更重要的是站在应然的角度来阐述的，这是人类共产主义社会的应然的内容。
二、劳动权之载体——劳动者
当谈及到劳动时不得不涉及到劳动者的问题，即与劳动不可分割的人身载体——劳动者的问题。作为劳动立法核心保障的劳动者，对其解释由于身处领域不同而具有差异性。（1）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者因其基于人力资本研究雇佣关系为基础，因此在经济学领域的劳动者通常被称为雇员。其特征表现在：劳动者是劳动的所有者，劳动力被雇佣以及劳动报酬是劳动者的主要收入。（2）在社会学领域劳动者被称为人类社会的创造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泛指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活动过程中，具有劳动能力，遵守劳动规则，占据劳动岗位，参与劳动关系的人。（3）在劳动法领域中劳动者是指具有劳动权利和义务的公民。
劳动者作为一个法学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广义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但并不一定参与劳动关系）的公民。其狭义仅指职工。职工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广义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并且已经依法参与劳动关系（但并不一定建立劳动法律关系）的公民，也即一般法律意义上上的职工。其狭义仅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并且已依法参与劳动法律关系的公民，也即劳动法意义上的职工。从劳动者的广狭义界定，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到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与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因劳动者保护的法律基础不同因而出现不同性质的保护状态，因此这就把一般法律意义上的与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因参与同质工作而排除在特殊劳动法保护的“灰色地带”或者边缘。笔者认为，这是有背社会公平原则和社会歧视之嫌。我国正处于发展阶段，由于复杂的社会社会环境以及劳动者自身的劣势在社会变革发展的过程中出现“断层现象”比比皆是，事实上除了劳动法保护的劳动者之外还有一大部分劳动者仍然处于劳动法的边缘。因此笔者认为劳动法应该扩大保护范围和对象。因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手段，给予不同身份劳动者平等保护，不仅是人权发展的要求，而且是法律价值的应有之义。劳动法所倡导和发扬的保护社会弱势劳动者的法律精神和人权保护理念应该无条件的给予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彰显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实质平等进而保障社会和谐有序发展。
三、劳动权之基点——劳动力
联结劳动和劳动者的中介重要因素则为劳动力，马克思曾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者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活动，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们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使用体力和脑力的总和。”[3]据此，劳动力可界定为人所具有的并在生产使用价值时运用的脑力和体力的总和。劳动力天然的以劳动者人身作为载体，天生与人身不可分离，其产生和形成具有阶段性或者时间性，储存具有短期性，再生产具有不可间断性，投入使用具有不可分割性，支出具有可重复性以及不可回收性等特点。
劳动力由于与人身具有不可分割性，因此劳动力具有潜在形态（隐形或者内在形态）和外在形态或显性形态之分。前者即隐含于人体内部，尚处于静态形式和无形状态的劳动力，也即内在尚待使用的劳动力。其创造使用价值的可能性尚未转化为现实性；后者则指表现于人体外部处于动态形式和行为联系的外在状态的劳动力，被使用的劳动力才可以外在形态存在并且已具有创造使用价值的现实性。潜在形态的劳动力是外在形态劳动力的基础，外在形态的劳动力是潜在劳动力的外化或者客观转化。因劳动力可作为买卖或者交易的客体，因此劳动力可作为无形商品或特殊商品，其使用价值体现在使用而创造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日益激烈竞争的人才市场归根结底就是劳动力的买卖或者交易市场，因劳动力具有可交易性的商品属性因可自由流通，那么用人单位雇用劳动者是雇佣劳动者本人还是雇用劳动力，究其实质用人单位使用的是与劳动者不可分割的劳动力，因此即可称为雇用劳动者也可称为雇用劳动力。
四、劳动权的历史渊源
劳动，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有的。但劳动在很长时间内并不是以权利而存在。劳动权的产生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劳动与权利的结合则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切法权现象只有理解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社会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把握其底蕴。”[4]
在原始社会，权利义务处于一种没有区别的状态，氏族部落自然地形成了原始共产制度。作为氏族成员的个人，在危险的生存环境中，无法脱离群体生活，离开群体就意味着死亡。他们认为，每个人应该而且必须参加集体的劳动、参加集体的分配和消费。同样的，只要不违反习惯和禁忌，氏族群体也不会抛弃任一成员，减少成员就意味着集体力量的削弱和生存能力的降低，这样就形成个人与团体之间的双重依赖。氏族成员的劳动是一种内在意识的行为，隐含着朴素的习惯、道德、观念形态的劳动权利义务萌芽与意蕴。“由于缺乏适宜的生长环境，缺乏促进权利发育的阳光、水与土壤，这个萌芽不会发展为现代意义的劳动权。[5]
奴隶社会中，奴隶完全没有法律人格，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是权利的客体，不能享有任何权利。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劳动是奴隶无条件履行的绝对义务，劳动的意义不是为了自身的生存，而是为奴隶主生产尽可能多的劳动成果，从而社会不具备生成劳动权的任何条件，甚或连道德意义和习惯意义上的劳动权利都没有。
封建社会中，虽然少数自耕农拥有自己的土地，但大多数农民没有或只有少部分的土地，为了生存只能在封建领主的庄园里劳动或租种地主的土地，他们与地主之间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只有有限制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人格。并且由于封建社会实行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劳动权没有产生的社会根据和理由，整个社会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形成劳动力的大规模买卖和转让。虽然这时也出现劳动力出让的现象，但这种劳动力出让并不是现代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而是一种典型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意味着，这一时期不存在“劳动权”的问题。
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新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封建贵族为了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公开使用国家暴力颁布了一系列血腥恐怖的“劳工法规”，赋予资产阶级以特权，用鞭打、烙印、酷刑等手段强迫公民劳动，繁重的劳动折磨着每一个劳动者，劳工权利毫无保障。
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进入自由竞争阶段。由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居于支配地
位，它要求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只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这种自由放任的政策在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扩大，阶级矛盾尖锐，以致后来爆发三大工人运动，直接威胁着资产阶级的稳定统治。
随着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起和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无产阶级首先提出争取劳动权的要求，1831年里昂工人起义时提出了“生活、工作或死亡”的口号，这被认为是无产阶级第一次提出了劳动权利的口号。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也为资产阶级采用法律手段缓和阶级矛盾提供了物质基础。1848年二月革命时，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发布了《为全体市民提供劳动机会的宣言》，承认劳动者享有劳动权，第一次以法令形式确认劳动权。[6]这是劳动权的萌芽阶段。
20世纪初，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雇佣劳动与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放弃传统的“守夜人”理论，运用政治、法律等手段来调节劳资关系，劳动权入宪是这一时期劳动权发展的重要特征。最早以宪法规定劳动权的资产阶级宪法是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从此，劳动权作为一种宪法权利为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国家接纳。
这个时期，劳动权进入宪法的另一个动力是苏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1917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就发布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1918年的苏俄宪法以《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为首篇，首次集中规定了劳动权。在这种背景下，德国为了避免国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制定了《魏玛宪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越来越多的国家陆续在宪法和法律中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确认公民的劳动权。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一系列公约，更是为劳动权创设了国际法上的保护。
劳动权的产生除了客观政治、经济原因的推动之外，而且还与不同历史背景下为劳动者争取劳动权，提供人文思想和精神动力的伟大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劳动权思想的萌芽阶段源于空想社会主义学者的人权理论中，最早提出有劳动权思想的是16世纪初期美国政治家和思想家托马斯.莫尔，非凡的思想家见证了社会贫富极端两极化的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他提出人人都要参加劳动，劳动是每个人的权利，又是每个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同时也提出劳动者享有休息的权利，而且强调男女两性劳动不仅注重形式平等而且关注实质平等。
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关于加快编制和实施土地整治规划大力推进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通知
国土资源部 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关于加快编制和实施土地整治规划大力推进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通知
国土资发〔2012〕6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土资源局、财务局：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土地整治工作，明确提出“要推进农村土地整治，加快农村土地整理复垦，着力提高耕地质量建设，大规模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夯实农业现代化基础”。按照国务院关于“制定并实施全国土地整治规划，加快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力争‘十二五’期间再建成4亿亩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基本农田”的要求，国土资源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编制了《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年）》（以下简称《全国规划》），并经国务院批准印发各地实施。为了贯彻落实《全国规划》，确保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等目标任务的实现，迫切需要加快编制和实施地方各级土地整治规划，大力推进土地整治特别是旱涝保收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编制和实施土地整治规划，大力推进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重要意义
土地整治是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促进耕地保护、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水平的重要手段，是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土地资源保护、落实最严格土地管理制度的重要举措。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加快建设4亿亩旱涝保收高标准基本农田，是国务院赋予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部及国务院相关部门的重要职责，是当前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服务“三农”、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首要任务。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务必高度重视、提高认识，千方百计做好工作，全力推进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
土地整治规划是开展土地整治和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基本农田的基本依据，是保障土地整治科学、有序开展的重要前提。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要充分认识编制和实施土地整治规划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地方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会同有关部门，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加快推进地方各级土地整治规划编制，切实落实《全国规划》确定的土地整治目标任务。
二、加快推进各级土地整治规划编制，切实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全国规划》提出了土地整治的方针政策和总体目标，明确了4亿亩旱涝保收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确定了土地整治的重点区域、重大工程和示范建设任务。地方各级土地整治规划，要以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城乡统筹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为重点，统筹安排农田和村庄土地整治、损毁土地复垦和宜耕后备土地开发，同时，安排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矿废弃地复垦调整利用、低丘缓坡荒滩土地开发利用、旧城镇旧厂矿改造和城市土地二次开发等各项活动，逐级分解《全国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工矿废弃地集中的县（市、区），可结合实际组织编制土地复垦专项规划。
省级规划重点分解下达土地整治特别是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确定重点工程和投资方向；市级规划重点提出土地整治的规模、结构和区域布局，分解落实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确定重点项目和资金安排;县级规划重点确定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项目、布局和工程措施，明确实施时序，提出资金安排计划。规划编制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部门安排。
土地整治规划编制，要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依据，并做好与城乡建设、农业发展、产业布局、水利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的协调衔接；要按照有关技术规范的要求，充分利用已有土地调查研究成果，摸清各类土地资源特别是高标准基本农田现状，科学分析土地整治潜力，深入开展重大专题研究，为规划编制奠定坚实基础；要坚持自上而下、上下结合，坚持公众参与、科学决策，切实做好规划协调论证，广泛征求专家和公众意见。
本次土地整治规划以2010年为规划基期，以2015年为规划目标年，展望到2020年。规划成果报经上一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审核，并做好衔接后，由同级人民政府批准，报上一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备案。省级土地整治规划编制工作要在2012年6月前完成，市、县级土地整治规划要在2012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没有编制土地整治规划的，不得安排土地整治项目。
三、抓紧编制年度计划和实施方案，落实好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
要按照编制规划、制定计划、安排项目统一部署并同步推进的要求，以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为重点，抓紧制定和分解下达年度计划，编制实施方案，安排落实项目，确保按时、保质、全面完成各项土地整治任务。
国土资源部会同财政部每年依据《全国规划》总体安排，按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先易后难、分类实施的原则，综合考虑各省（区、市）基本农田数量和质量状况、土地整治资金征收入库情况，以及土地整治重大工程和示范省建设布局、高标准基本农田示范县安排情况，制订全国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计划，下达各省（区、市）年度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2012年全国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计划》见附件。
各省（区、市）要依据《全国规划》和全国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年度计划，结合土地整治规划编制和基本农田划定，应用第二次土地调查基本农田上图及农用地分等定级等成果，在全面摸清已建成和通过不同整治措施能够达到《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范（试行）》（以下简称《建设规范》）要求的各类基本农田面积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建设条件和资金保障能力等，制订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年度实施方案，分解落实国家下达的年度计划。实施方案分解落实年度计划要坚持“相对集中，连片推进”原则，建一片成一片，避免因分散建设影响高标准基本农田生产经营效果。已建成的高标准基本农田不得充作新建任务。
实施方案要落实年度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目标任务，明确通过各级各类土地整治项目及各种途径能够建成高标准基本农田的面积，落实高标准基本农田示范县及具体建设任务，并对资金需求进行合理测算，提出具体保障措施。各省（区、市）在资金分配和项目安排时，要重点向高标准基本农田示范县倾斜。各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在2012年6月底前把本年度实施方案报部，以后每年2月底前报当年度的实施方案。
四、以土地整治重大工程和示范省建设为重点，扎实推进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
各地要按照土地整治规划和实施方案，以建成高标准基本农田作为主要目标，以土地整治项目为载体，着力推进土地整治示范省、土地整治重大工程和高标准基本农田示范县建设，打造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示范项目，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和带动作用。要加快推进在建的土地整治重大工程和示范省建设，土地整治重大工程要按照规定的期限加快实施，土地整治示范省建设要按照部省协议要求在2012年内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并认真做好总结验收等工作。今年，各地要以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为引领，在认真总结评估116个示范区工作的基础上，重点做好500个示范县特别是已纳入土地整治重大工程和示范省建设范围的市县土地整治项目安排和工程组织实施，按照《建设规范》要求和“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抓紧实施一批新的以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为重点的土地整治项目，并同步准备下一批项目，滚动开展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安排优先考虑建设条件好、地方积极性高、项目实施进展快的地区。
各级各类土地整治项目必须严格执行《建设规范》及有关工程建设和预算定额标准，认真做好项目立项审批、规划设计、工程实施、资金使用、竣工验收等工作。鼓励各地积极探索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实施方式，在强化政府主导和完善制度、明确责任、监管到位的前提下，优化、简化项目申报和前期工作程序。有条件的地方，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可会同财政部门制定具体办法，探索“以补代投、以补促建”，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依据土地整治规划开展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对确需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施工单位的，要严格履行程序，并把施工单位能否安排当地农民参与工程项目实施作为综合评标条件之一。
五、加强土地整治中的权属管理，维护好农民群众合法权益
各地在实施农村土地整治项目中，要按照中央有关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维护农民权益的要求，认真做好地籍调查和权属管理工作。
土地整治前，要按照确权在先的原则，做到四至界址清楚、地类面积准确、权属手续合法，没有产权纠纷。土地整治中，整治项目涉及土地权属调整的，要在尊重权利人意愿的前提下，及时编制、公告和报批土地权属调整方案，组织签订权属调整协议，并确保调整结果公开、公平、公正，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土地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土地整治完成后，要根据权属调整方案和调整协议，依法确定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等土地相关权利，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更新地籍调查等相关图件、数据库和统计台帐，建立新的地籍档案并上图入库，确保地籍信息系统的现势性和完整性。
六、采取有力措施，确保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等各项任务的完成
（一）加强组织领导。地方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要主动争取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在地方政府统一领导下，加强与发展改革、农业、水利、农业综合开发等机构沟通协调，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建立“政府主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为主体、国土搭台、部门参与、统筹规划、整合资金”的工作机制，合力推进土地整治规划编制、实施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工作。
（二）落实资金保障。在保持现有渠道和用途不变的前提下，以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以下简称“新增费”）为主体，引导和聚合相关涉农资金，共同投入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发挥综合效益。中央分成新增费按照“集中资金，重点投入”的原则，支持各地开展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并在分配时与各地上年度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计划执行情况挂钩。使用新增费开展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可不受有关新增耕地率规定的限制。要结合土地流转，鼓励民间资金投入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不断拓宽资金渠道。
（三）加强信息化管理。要按照国土资源遥感监测“一张图”和综合监管平台建设的总体部署，同步建设土地整治规划与实施管理数据库。要充分利用农村土地整治监测监管系统，对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情况进行集中统一、全面全程监管，在线实时报备工作，切实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数据准、现势性强。要会同有关部门做好高标准基本农田质量监测和绩效评价，将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年度完成情况纳入年度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内容，并根据考核情况实行奖优罚劣。
（四）强化高标准基本农田建后管护。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明确高标准基本农田管护主体，落实管护责任，对已建成和新建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及时划界、设立标志、上图入库，实行永久保护。要充分利用农用地分等定级、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估等成果，对建成的高标准基本农田进行质量等级评定。
（五）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要充分运用各种宣传媒体，加大对土地整治规划编制、实施和重大示范项目、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宣传力度，及时解读相关文件和工作方案，总结宣传典型经验和先进事迹，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二○一二年四月六日
附件：
2012年全国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计划.doc
附件：
2012年全国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计划
地 区 基本农田建设任务（万亩）
全 国 10000
北 京 30
天 津 60
河 北 572
山 西 172
内蒙古 318
辽 宁 315
其中：大连 28
吉 林 274
黑龙江 712
上 海 41
江 苏 660
浙 江 323
其中：宁波 35
安 徽 600
福 建 48
其中:厦门 1
江 西 311
山 东 981
其中：青岛 67
河 南 842
湖 北 600
湖 南 419
广 东 468
其中：深圳 1
广 西 374
海 南 57
重 庆 120
四 川 510
贵 州 120
云 南 268
西 藏 7
陕 西 264
甘 肃 147
青 海 30
宁 夏 74
新 疆 283
其中：兵团 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