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廖玉清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00:18:01 浏览:8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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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利益的，或者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或者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行为。
一、受贿罪的主体
受贿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我国《刑法》第93条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这是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所作的立法解释，这一规定解决了长期以来在国家工作人员概念上的争论，较之原刑法的规定有一进步。但这一规定对“公务”的含义，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等问题，没有作出具体的解释。对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这一概括式的规定究竟包括哪些人，这是当前司法实践中较为棘手的难题。关于从事公务存在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从事公务”就是“依法履行职责的职务行为以及其他办理国家事务的行为”有的认为是“依法所进行的管理国家、社会或集体事务的职能活动”还有的进一步指出，所谓从事公务，是指“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单位中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笔者认为，上述几种对于“从事公务的理解”，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有时显得不易把握。“从事公务”实际上是刑法中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在司法实践中不能简单笼统地理解“从事公务”，而应当结合刑法分则及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来认识所谓“从事公务”。在刑法分则中，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主要有三类，即以国家工作人员为犯罪主体的犯罪；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为犯罪主体的犯罪；以国有公司、企业人员为犯罪主体的犯罪。在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侵犯的客体都是国家的管理职能，即他们破坏了国家的管理职能。之所以涉及到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破坏了国家管理职能，主要只因为这类犯罪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和其所具有的职务性相互关系所造成的。所谓职务，在一般意义上，是指“职位所规定应担任的工作”而在法律意义上，职务则意味着获得一定的法定身份，代表国家、集体或者社会团体执行一定的具有管理性质的事务。职务的范围比较广泛，而公务的范围却有一定的限制。它不仅如职务一样需要一定的法定权利和身份，而且这种行为还必须是一种国家管理行为或者由国家管理行为所派生出来的行为，所以该种行为中的一些非正常现象（如渎职、主体廉洁性遭破坏等），就会破坏国家的管理职能。所以，公务带有国家管理的性质，而职务则包含有社会管理的性质。
综上，笔者认为，刑法第93条中所称的“从事公务”应当是指代表国家对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管理、组织、领导、监督的活动，具有管理性、国家代表性的特点。只有把握这两方面的特点，我们才能在实践中准确认定那些行为属于从事公务的行为。理解刑法第93条中规定的“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时，也应抓住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从事公务活动集中反映出立法者将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他一般人员加以区分的原因。根据以上的思路，只要某些人员通过从事特定的公务活动体现了国家管理职能，并且其非正常的公务活动会破坏到国家管理职能。
二、受贿罪客体
我国关于受贿罪客体的理论主要有单一客体说、复杂客体说和选择性客体说。
（1）单一客体说。该说认为受贿罪客体仅涉及一个客体，即单一客体。观点是廉洁性说，认为受贿罪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这里的廉洁性包括国家机关（或集体经济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它揭示了受贿罪的本质，体现了各种形式的公务受贿犯罪行为的本质。
(2)复合客体说。该说认为受贿罪客体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复合性，即受贿行为侵犯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客体，这些客体都是受贿罪的客体。观点认为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机关正常的管理活动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活动。（公务）受贿罪是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往往与其它经济犯罪交织在一起，干扰并破坏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机关正常的管理活动，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甚至使经济活动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因此也就侵犯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活动。[6]
（3）选择性客体。认为受贿罪的客体是一种综合性客体，不能明确地说受贿罪的客体是单一客体还是复合客体，受贿罪的客体应依具体的受贿行为而定，即具体受贿行为侵犯了何种客体，则受贿罪客体就是什么。例如，在“受贿枉法”中，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和公正性，而在“受贿不枉法”中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而公正性则并没有受到侵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较少。
笔者认为，受贿罪的客体是直接客体，而不是一般客体或同类客体。受贿罪的客体必须能够反映该罪的特征。所以受贿罪的客体比较合理的表述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廉洁性”。首先，这一客体揭示受贿罪的本质。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国家的授权而代表国家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是人民的公仆。为政清廉，始终保持其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是对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基本要求。当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谋利而进行交换时，这种权钱交易行为就构成了对廉洁性的侵犯，这也是受贿罪的本质。其次，它能够体现所有的公务受贿行为的本质。一些比较特殊的受贿行为，例如受贿不枉法、受贿后还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性贿赂行为等都可包容在内。
三、犯罪的主观方面
受贿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是违法的，却故意为之。犯罪的目的，是取得他人的财物或非财产性利益。受贿罪的直接故意，可以从其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表现出来。在索贿场合，行为人主动向他人提出要求或故意用各种手段给对方施压迫使对方行贿。可见，索贿型的受贿罪的主观方面，具有强烈的对财物的掠压性；在收受贿赂场合，可能事先与对方通谋，先使对方获利，然后收受对方财物，或者事先接受贿赂物，然后再为对方谋取利益，具有以权换利的属性；在经济受贿场合，表现为“舍利换贿”，即以损失单位利益为条件，换取个人私利，收取应当由单位所有的回扣、手续费等；在间接受贿场合，表现为贿赂物通过第三人转给自己，或者从请托人身上直接谋取非法利益。总之，受贿罪在主观方面的实质，表现了行为人对贿赂物的占有欲望。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受贿罪的罪过除了直接故意外，也包括间接故意。如在被动受贿的情况下，经多次拒收无效，而听任行贿人留下财物，而不再退回；或是明知应家属要求为他人谋利有可能导致其家属乘机收受他人贿赂，而仍然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结果其家属收受他人财物，上述两种情况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即为间接故意。[7]笔者不赞同此种观点。刑法理论认为，间接故意在行为人在明知其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的认识因素下，而仍然决意为之，听任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在受贿犯罪中，无论是索贿还是被动受贿，当行为人明知对方所给予财物性质而决定收受时，其在认识因素上对受贿行为引起的危害国家廉政制度的后果是一种“必然”的明知，而不存在是“可能”的明知。在这种认识因素支配下，行为人如果仍然决意为之，那就是一种直接故意，而不是间接故意。同时，犯罪的罪过在认识因素上是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行为所可能产生的危害后果的一种认识，而不是行为人对他人实施行为的一种认识。因此，行为人应家属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时，对于其家属因此收受他人财物的可能结果的发生并没有明知的义务，也无须为其家属的行为承担责任，除非法律特别对此种情况的行为人规定必须去了解或是保证的义务。因此，此种情况也不宜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备间接故意。
四、受贿罪的客观要件问题
（一）关于如何理解“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目前，在刑法学界主要存在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受贿，包括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以及利用本人的职务和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第三者的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从中受贿；另一种观点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行为人利用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方便条件，即利用自己职务上主管、经管、经手的便利条件。第三种观点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仅包括利用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权力，而且包括利用职务的影响而利用第三人的职务之便，甚至包括自己本身没有任何职务而纯粹利用第三者的职务之便。
笔者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的职务便利。因为刑法规定的行为要件，都是针对行为主体而言的。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当然指的是利用行为人本人职务上的便利。行为人如果利用他人职务上的便利，对行为人而言就不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否包括利用将来的职务便利？对此，笔者的观点是肯定的。所谓利用将来的职务便利，是指行为人利用现在尚未担任但即将担任的职务上的便利。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用以权钱交易的“权”，在行为人收受贿赂时还不是现实的职权，与一般情况下的受贿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行贿者已经将贿赂送出，受贿人也已经将贿赂收受，而且答应将来担任职务时为请托人牟利，请托人与受贿人之间已经存在“权钱交易”的不法行为。因此，利用将来的职务便利与利用现在的职务便利并没有本质区别。
（二）如何理解“为他人谋取利益”及其在受贿罪中的地位，刑法界存在着“客观要件说”与“主观要件说”之对立。前者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某种非法的或合法的利益，这是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的一个交换条件，因此将其作为受贿罪的客观要件；后者则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货币与权力相交换的一种默契。就行贿人来说，是对受贿人的一种要求；就受贿人来说，是对行贿人的一种许诺或说是答应。因此，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受贿人的一种心理态度，属于主观要件的范畴。
笔者赞成客观要件的观点，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收受财物构成受贿罪的客观要件。因为从刑法的规定来看，为他人谋取利益就是被视为一种客观行为加以规定的。“为他人谋取利益”，从利益的实现方面来看，包括意图或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正在为他人谋取、尚未谋取到利益， 以及已为他人谋取到利益。所以，在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要件的受贿罪中，只要行为人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就足够，即使其最终未为请托人谋取到利益，也足以构成受贿罪的既遂。在司法实践中，有的行为人收受他人财物，承诺了为他人谋取利益，但事实上该种利益在客观上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对此我认为可认定为受贿罪，因为利益能否实现不是受贿罪中归责的关键因素，只要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受贿的故意，客观上具有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的行为，即使“不能”，认定受贿罪也符合刑法规定。
（三）如何理解“收受他人财物”。 收受他人财物，也是受贿罪客观方面的一个要件。我国刑法将受贿罪的贿赂限定在“财物”这一特定的范围之内，因此受贿罪收受的对象只能是“财物”，否则就不构成受贿罪。 关于贿赂的性质，即什么是贿赂，理论界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贿赂就是财物，不包括其他内容；另一种观点认为，贿赂除了财物以外，还包括其他非物质性利益，如帮助行贿人解决住房、出国、调动工作等等。近年来，又有学者提出了“性贿赂”的问题，认为立法上应当将“性贿赂”规定为犯罪。
在西方一些国家的刑法中，贿赂不仅限于财物，还包括其他的不正当利益。不正当利益包括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非财产性利益是指能满足人的某种精神或待遇上的欲望的利益，有的国家已将“性贿赂”作为贿赂犯罪的一项内容。我国修订刑法时，也有人提出在刑法中增加“性贿赂”的规定，但立法机关没有采纳，所以我国刑法中贿赂的性质，只限于财物，不包括其他非物质性利益。我们认为，刑法之所以将贿赂限定在财物这一范围之内，主要是从操作的角度上来考虑的。受贿罪是结果犯，定罪量刑要按照受贿的数额来确定。财物可以量化，但非物质性利益却无法量化。所以，即使在刑法中规定贿赂可以包括其他非物质性利益，在司法实践中也会因缺乏量化的标准，而无法追究这类行为。
参考文献
[1]张穹主编《修订刑法条文适用概说》，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115页。
[2]刘家琛主编《新刑法条文释义》，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8～1662页。
[3]赵秉志主编《新刑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77～782页。
[4]《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16页。
一、受贿罪的主体
受贿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我国《刑法》第93条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这是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所作的立法解释，这一规定解决了长期以来在国家工作人员概念上的争论，较之原刑法的规定有一进步。但这一规定对“公务”的含义，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等问题，没有作出具体的解释。对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这一概括式的规定究竟包括哪些人，这是当前司法实践中较为棘手的难题。关于从事公务存在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从事公务”就是“依法履行职责的职务行为以及其他办理国家事务的行为”有的认为是“依法所进行的管理国家、社会或集体事务的职能活动”还有的进一步指出，所谓从事公务，是指“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单位中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笔者认为，上述几种对于“从事公务的理解”，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有时显得不易把握。“从事公务”实际上是刑法中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在司法实践中不能简单笼统地理解“从事公务”，而应当结合刑法分则及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来认识所谓“从事公务”。在刑法分则中，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主要有三类，即以国家工作人员为犯罪主体的犯罪；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为犯罪主体的犯罪；以国有公司、企业人员为犯罪主体的犯罪。在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侵犯的客体都是国家的管理职能，即他们破坏了国家的管理职能。之所以涉及到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破坏了国家管理职能，主要只因为这类犯罪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和其所具有的职务性相互关系所造成的。所谓职务，在一般意义上，是指“职位所规定应担任的工作”而在法律意义上，职务则意味着获得一定的法定身份，代表国家、集体或者社会团体执行一定的具有管理性质的事务。职务的范围比较广泛，而公务的范围却有一定的限制。它不仅如职务一样需要一定的法定权利和身份，而且这种行为还必须是一种国家管理行为或者由国家管理行为所派生出来的行为，所以该种行为中的一些非正常现象（如渎职、主体廉洁性遭破坏等），就会破坏国家的管理职能。所以，公务带有国家管理的性质，而职务则包含有社会管理的性质。
综上，笔者认为，刑法第93条中所称的“从事公务”应当是指代表国家对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管理、组织、领导、监督的活动，具有管理性、国家代表性的特点。只有把握这两方面的特点，我们才能在实践中准确认定那些行为属于从事公务的行为。理解刑法第93条中规定的“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时，也应抓住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从事公务活动集中反映出立法者将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他一般人员加以区分的原因。根据以上的思路，只要某些人员通过从事特定的公务活动体现了国家管理职能，并且其非正常的公务活动会破坏到国家管理职能。
二、受贿罪客体
我国关于受贿罪客体的理论主要有单一客体说、复杂客体说和选择性客体说。
（1）单一客体说。该说认为受贿罪客体仅涉及一个客体，即单一客体。观点是廉洁性说，认为受贿罪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这里的廉洁性包括国家机关（或集体经济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它揭示了受贿罪的本质，体现了各种形式的公务受贿犯罪行为的本质。
(2)复合客体说。该说认为受贿罪客体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复合性，即受贿行为侵犯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客体，这些客体都是受贿罪的客体。观点认为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机关正常的管理活动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活动。（公务）受贿罪是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往往与其它经济犯罪交织在一起，干扰并破坏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机关正常的管理活动，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甚至使经济活动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因此也就侵犯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活动。[6]
（3）选择性客体。认为受贿罪的客体是一种综合性客体，不能明确地说受贿罪的客体是单一客体还是复合客体，受贿罪的客体应依具体的受贿行为而定，即具体受贿行为侵犯了何种客体，则受贿罪客体就是什么。例如，在“受贿枉法”中，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和公正性，而在“受贿不枉法”中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而公正性则并没有受到侵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较少。
笔者认为，受贿罪的客体是直接客体，而不是一般客体或同类客体。受贿罪的客体必须能够反映该罪的特征。所以受贿罪的客体比较合理的表述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廉洁性”。首先，这一客体揭示受贿罪的本质。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国家的授权而代表国家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是人民的公仆。为政清廉，始终保持其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是对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基本要求。当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谋利而进行交换时，这种权钱交易行为就构成了对廉洁性的侵犯，这也是受贿罪的本质。其次，它能够体现所有的公务受贿行为的本质。一些比较特殊的受贿行为，例如受贿不枉法、受贿后还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性贿赂行为等都可包容在内。
三、犯罪的主观方面
受贿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是违法的，却故意为之。犯罪的目的，是取得他人的财物或非财产性利益。受贿罪的直接故意，可以从其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表现出来。在索贿场合，行为人主动向他人提出要求或故意用各种手段给对方施压迫使对方行贿。可见，索贿型的受贿罪的主观方面，具有强烈的对财物的掠压性；在收受贿赂场合，可能事先与对方通谋，先使对方获利，然后收受对方财物，或者事先接受贿赂物，然后再为对方谋取利益，具有以权换利的属性；在经济受贿场合，表现为“舍利换贿”，即以损失单位利益为条件，换取个人私利，收取应当由单位所有的回扣、手续费等；在间接受贿场合，表现为贿赂物通过第三人转给自己，或者从请托人身上直接谋取非法利益。总之，受贿罪在主观方面的实质，表现了行为人对贿赂物的占有欲望。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受贿罪的罪过除了直接故意外，也包括间接故意。如在被动受贿的情况下，经多次拒收无效，而听任行贿人留下财物，而不再退回；或是明知应家属要求为他人谋利有可能导致其家属乘机收受他人贿赂，而仍然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结果其家属收受他人财物，上述两种情况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即为间接故意。[7]笔者不赞同此种观点。刑法理论认为，间接故意在行为人在明知其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的认识因素下，而仍然决意为之，听任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在受贿犯罪中，无论是索贿还是被动受贿，当行为人明知对方所给予财物性质而决定收受时，其在认识因素上对受贿行为引起的危害国家廉政制度的后果是一种“必然”的明知，而不存在是“可能”的明知。在这种认识因素支配下，行为人如果仍然决意为之，那就是一种直接故意，而不是间接故意。同时，犯罪的罪过在认识因素上是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行为所可能产生的危害后果的一种认识，而不是行为人对他人实施行为的一种认识。因此，行为人应家属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时，对于其家属因此收受他人财物的可能结果的发生并没有明知的义务，也无须为其家属的行为承担责任，除非法律特别对此种情况的行为人规定必须去了解或是保证的义务。因此，此种情况也不宜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备间接故意。
四、受贿罪的客观要件问题
（一）关于如何理解“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目前，在刑法学界主要存在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受贿，包括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以及利用本人的职务和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第三者的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从中受贿；另一种观点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行为人利用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方便条件，即利用自己职务上主管、经管、经手的便利条件。第三种观点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仅包括利用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权力，而且包括利用职务的影响而利用第三人的职务之便，甚至包括自己本身没有任何职务而纯粹利用第三者的职务之便。
笔者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的职务便利。因为刑法规定的行为要件，都是针对行为主体而言的。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当然指的是利用行为人本人职务上的便利。行为人如果利用他人职务上的便利，对行为人而言就不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否包括利用将来的职务便利？对此，笔者的观点是肯定的。所谓利用将来的职务便利，是指行为人利用现在尚未担任但即将担任的职务上的便利。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用以权钱交易的“权”，在行为人收受贿赂时还不是现实的职权，与一般情况下的受贿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行贿者已经将贿赂送出，受贿人也已经将贿赂收受，而且答应将来担任职务时为请托人牟利，请托人与受贿人之间已经存在“权钱交易”的不法行为。因此，利用将来的职务便利与利用现在的职务便利并没有本质区别。
（二）如何理解“为他人谋取利益”及其在受贿罪中的地位，刑法界存在着“客观要件说”与“主观要件说”之对立。前者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某种非法的或合法的利益，这是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的一个交换条件，因此将其作为受贿罪的客观要件；后者则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货币与权力相交换的一种默契。就行贿人来说，是对受贿人的一种要求；就受贿人来说，是对行贿人的一种许诺或说是答应。因此，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受贿人的一种心理态度，属于主观要件的范畴。
笔者赞成客观要件的观点，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收受财物构成受贿罪的客观要件。因为从刑法的规定来看，为他人谋取利益就是被视为一种客观行为加以规定的。“为他人谋取利益”，从利益的实现方面来看，包括意图或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正在为他人谋取、尚未谋取到利益， 以及已为他人谋取到利益。所以，在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要件的受贿罪中，只要行为人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就足够，即使其最终未为请托人谋取到利益，也足以构成受贿罪的既遂。在司法实践中，有的行为人收受他人财物，承诺了为他人谋取利益，但事实上该种利益在客观上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对此我认为可认定为受贿罪，因为利益能否实现不是受贿罪中归责的关键因素，只要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受贿的故意，客观上具有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的行为，即使“不能”，认定受贿罪也符合刑法规定。
（三）如何理解“收受他人财物”。 收受他人财物，也是受贿罪客观方面的一个要件。我国刑法将受贿罪的贿赂限定在“财物”这一特定的范围之内，因此受贿罪收受的对象只能是“财物”，否则就不构成受贿罪。 关于贿赂的性质，即什么是贿赂，理论界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贿赂就是财物，不包括其他内容；另一种观点认为，贿赂除了财物以外，还包括其他非物质性利益，如帮助行贿人解决住房、出国、调动工作等等。近年来，又有学者提出了“性贿赂”的问题，认为立法上应当将“性贿赂”规定为犯罪。
在西方一些国家的刑法中，贿赂不仅限于财物，还包括其他的不正当利益。不正当利益包括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非财产性利益是指能满足人的某种精神或待遇上的欲望的利益，有的国家已将“性贿赂”作为贿赂犯罪的一项内容。我国修订刑法时，也有人提出在刑法中增加“性贿赂”的规定，但立法机关没有采纳，所以我国刑法中贿赂的性质，只限于财物，不包括其他非物质性利益。我们认为，刑法之所以将贿赂限定在财物这一范围之内，主要是从操作的角度上来考虑的。受贿罪是结果犯，定罪量刑要按照受贿的数额来确定。财物可以量化，但非物质性利益却无法量化。所以，即使在刑法中规定贿赂可以包括其他非物质性利益，在司法实践中也会因缺乏量化的标准，而无法追究这类行为。
参考文献
[1]张穹主编《修订刑法条文适用概说》，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115页。
[2]刘家琛主编《新刑法条文释义》，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8～1662页。
[3]赵秉志主编《新刑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77～782页。
[4]《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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