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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辩失衡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

摘 要：本文作者作为重庆中柱律师事务所的兼职律师，近期办理了一件重庆市近年来最大的一起因生产、销售地条钢而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刑事案件，对刑辩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各种“难处”有了深刻的体会。然而掩卷反思，我发现刑事诉讼法以及刑法某些条款的不合理规定作为立法缺陷才是刑辩律师尴尬地位的根源。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刑事辩护；律师执业风险；控辩失衡

一、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控辩失衡的现状
1、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辩护律师权利的规定未能落到实处
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诉讼中的权利是对等的。但是，律师阅卷、会见犯罪嫌疑人、调查取证等权利在实践中未能落到实处。
其一，会见难。刑诉法第96条规定 “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但是，广大律师普遍感到会见难：制造种种理由、借口拖延；非涉密案件也要经过批准；限定会见时间、次数；控制问话内容、禁止记录等，这使会见流于形式。
其二，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难。刑诉法第96条规定，律师在“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刑诉法第75条还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然而笔者深深感到上述规定基本上是一纸空文，在我经办的重庆市经济犯罪侦查总队侦查的这起案件中，自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即开始申请取保候审，但是一直到其被超期羁押，也没能成功。
其三，调查取证难。刑诉法没有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只是规定辩护律师可以“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而且必须征得被收集人的同意甚至司法机关的批准。实践中不但律师的调查取证总是受到办案机关的限制或制止，而且律师向法院、检察院要求复核或调取证据的申请更是常常不被采纳。无法调查取证，便难以获取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使得律师在庭审中难有作为。
其四，阅卷难。刑事诉讼过程中，律师查阅案卷材料，了解案情，是行使辩护权的关键和核心。但是，律师的这一重要权利并未落到实处。主要表现在检察院、法院留给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案卷的时间短，提供的材料不足，比如只提供证据目录而无证据内容，只提供证人名单而不提供证人证言，只提供被告人有罪和罪重的证据材料而没有无罪、罪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证据材料等等。
其五，律师的辩护意见采纳难。法院对控辩双方采取歧视性待遇，法官言行不中立。每当律师提出牵涉证据效力及司法公正的问题时，有的法官往往予以制止，限制辩护律师发言，司法天平明显的向控方倾斜。
2、职业报复——律师的执业权益遭到肆意侵害
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对控辩双方采用不对等的立法使得执业律师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常常遭到践踏。例如，刑诉法关于律师隐匿、毁灭、伪造证据，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刑法关于律师伪证罪的规定，就极为不平等。诉讼中违法乱纪，制造伪证的何止是律师，为什么要单独加以规定？实属世界罕见。
律师和侦查、控诉、审判机关一样，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但律师们没有权力。一些执法人员虽然执法水平不高，法律意识淡簿，但特权思想严重。他们将机关作为“衙门”，往往在律师身上显示作威作福的权力，显示对律师的傲慢与偏见。当律师在庭审辩论中提出不同的观点或论据后，就极力压制和打击，将庭上冲突直接带入案件的处理中，对律师实行赤裸裸的“职业报复”。

二、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控辩失衡的原因
1、立法原因
一是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忽视了辩护律师的作用；二是我国宪法、检察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当检察院以法律监督机关的身份作为控诉方出席法庭时，其诉讼地位明显高于辩护律师，这造成检察院的控诉观点更易于被法官接受；三是刑诉法第38条规定律师隐匿、毁灭、伪造证据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306条规定辩护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产生了误导人们的负效应；四是刑事诉讼法许多条款对刑辩律师的正当权利作了种种限制，使得律师手脚遭到束缚，如第36条、37条、96条等。
2、司法体制
我国的司法体制是公、检、法占据绝对主要地位，律师的地位很低。控辩双方严重不平等，控方力量过于强大，辩方力量过于弱小。公、检、法是一家，强调互相配合，而很少强调互相监督、互相制约。律师成了体制外的异己力量。侦控机关权力过大，且缺少监督制约，加之司法权地方化、行政化倾向严重，使得律师在这种体制面前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公、检、法时常召开联席会议，排斥律师。律师的水平再高、意见再有道理，司法机关不采纳，律师呼唤奈何！
3、思想观念
制度的引进与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冲突，是阻碍刑事辩护制度发展的又一原因。刑辩制度所追求的个人独立、平等、权利和合法的自由，同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大异其趣、南辕北辙。时至今日，国家本位、权力本位、义务本位的观念仍在相当多的公检法官员乃至普通民众的思想中起着支配作用。不少人错误地认为律师“是站在被告人立场上”、“为坏人说话”，“收人钱财，为人免灾”。这种观念痼疾阻碍了正当的律师刑事执业。司法人员一旦发现律师提出了不同的对案件认定有利于被告人的意见，就认为律师是在为被告人开脱罪责，是对他们作为司法官员尊严的挑战，最终的后果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三、建立控辩平衡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
1、从程序公正的高度认识控辩平衡的重要性
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任何一方。但在一个案件中，这两者并不总是统一的。那么在二者发生冲突时，哪个优先呢？其实程序的公正对法律而言是宏观上的，结果的公正是针对具体案件，是微观的。
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诉讼以发现案件的真实为目的，司法公正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实体公正的层面上，程序是否公正历来不受重视。刑事诉讼应有的一些程序，司法机关要么是根本不知道，要么是知道了也不执行或者不坚决执行。为了追求实体的公正不择手段：用什么方式侦查都可以；没有羁押手续，先关起来再补也不晚等等。违反了程序法，很少被追究责任。本律师承办此案期间，当事人被超期羁押，随后仅补办手续了之，办案人员未受任何追究。重实体，轻程序，必然漠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必然轻视律师的辩护权利。
2、修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首先，赋予辩护律师的讯问到场权，保证辩护律师的单独会见权。辩护律师在场极为必要，有利于对侦查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防止侦查机关刑讯逼供、套供诱供、徇私枉法行为的发生，保证侦查活动依法正确进行。律师的单独会见权则有利于真实了解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及时关注对其有利的事实和证据，从而使得律师能够切实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辩护职责。
其次，保障辩护律师的阅卷权，条件成熟时直接确立证据开示制度。为保障律师辩护职责的履行，律师应当拥有查阅全部案卷材料的权利。同时，为配合法院庭审方式的改革，可以直接确立证据开示制度。即规定检察机关在移送案卷之前与律师进行证据交换，必须将其所掌握的拟在法庭上出示的所有证据向辩护律师展示。对于庭前没有展示的证据，不得在庭审中出示并作为定案的根据。
再次，充分保障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取消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种种限制性规定，制定科学的、完整的规范，从立法上赋予辩护律师与司法机关平等的调查取证权。具体内容包括：辩护律师在依法调查取证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配合，对无故拒不提供证据的，辩护律师有权申请司法机关对其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其提供证据，并可根据情形，由司法机关对其采取罚款或拘留。对于辩护律师提出的调查、收集证据的申请，司法机关如无正当理由，必须批准；对该申请的拒绝，律师有权要求复议，司法机关有义务对不批准的理由做出充分的说明。
3、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
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是指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言论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条明确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者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之前发表的有关言论，应当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都通过立法不同程度地赋予律师这一权利。
基于辩护律师与公、检、法机关职责上的矛盾对立，加之客观事物本身的复杂性，使得控辩双方可能就同一案件得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如果仅仅因为律师在辩护中的言论与事实及法律不符，就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势必导致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畏首畏尾，不敢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最终牺牲的仍然是刑事诉讼价值的实现。
针对我国目前刑事诉讼司法实践的困境和现状，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尤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实践中，对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普遍存在误解、不满、指责、干涉，甚至打击和迫害。因此，与律师职业有着悠久传统并受到广泛支持和理解的西方法治国家尚且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相比，在我国这样一个律师制度尚不成熟、缺乏诉讼民主的国度，建立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制度就显得更为重要和必要。
四、结 语
被指控人有权获得辩护是现代各国公认的法律原则，它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界限和阻碍，在各国得到普遍确立。辩护制度作为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国的司法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完善与否，是衡量一国刑事诉讼制度乃至整个司法制度科学、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缺陷，已严重阻碍了司法改革的进程，惟有控辩平衡的博弈才有助于法官发现真相并实现司法公正。因此，使控辩失衡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恢复平衡已经刻不容缓。

参考文献
[1] 杨宇冠、杨晓春 《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 陶髦、宋英辉、肖胜喜 《律师制度比较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 段　文 《谁愿意在中国做刑事辩护律师？》 21世纪经济报道
[4] 陈卫东 《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调研报告》 中国方正出版社
[5] 《关于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的规定》 检察日报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2004年9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文件国办发（2004）71号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卫生部、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中国残联《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　（卫生部　教育部　公安部　民政部　司法部　财政部　中国残联 二○○四年八月）

精神疾病是在各种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下人的大脑功能失调，导致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障碍的疾病，不仅严重影响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属的生活质量，同时也给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加强精神卫生工作，做好精神疾病的防治，预防和减少各类不良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的繁荣稳定，对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党和政府历来重视精神卫生工作，多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增多，竞争压力加大，人口和家庭结构变化明显，严重精神疾病患病率呈上升趋势。与此同时，儿童和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老年性痴呆和抑郁、药品滥用、自杀和重大灾害后受灾人群心理危机等方面的问题也日益突出。精神卫生已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突出的社会问题。为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原则

精神卫生工作要按照“预防为主、防治结合、重点干预、广泛覆盖、依法管理”的原则，建立“政府领导、部门合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精神卫生工作发展思路，建立健全精神卫生服务网络，把防治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社区和基层。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资的模式，保障精神疾病预防与控制工作的开展；加强重点精神疾病的治疗与康复，突出重点人群的心理行为问题干预，努力开展精神疾病患者救治救助，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自我防护意识，预防和减少精神障碍的发生，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卫生服务的需求；建立健全精神卫生的法律法规；加强精神卫生工作队伍建设和科研工作。

二、工作目标

按照卫生部、民政部、公安部、中国残联《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2010年）》确立的工作目标，普通人群心理健康知识和精神疾病预防知识知晓率2005年达到30%，2010年达到50%；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疾病和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2010年降到12%；精神分裂症治疗率2005年达到50%，2010年达到60%；精神疾病治疗与康复工作覆盖人口2005年达到4亿人，2010年达到8亿人。

三、组织领导

（一）落实政府责任。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建立部门协调工作制度，把精神卫生工作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纳入政府议事日程，根据本地区实际，提出精神卫生工作目标，统筹规划，采取措施，抓好落实。要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精神卫生工作需要安排必要的工作经费，落实对精神卫生机构的补助政策。要进一步完善有利于精神卫生工作的税收优惠政策和物价政策，研究制订鼓励单位、团体和个人资助精神疾病防治工作的办法，鼓励社会资源投向精神疾病的防治工作。

（二）加强分工协作。卫生、民政、公安、教育、司法、残联、共青团、妇联、老龄委等部门、单位和团体要针对日益突出的精神卫生问题，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采取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加大工作力度，并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合力。卫生部门所属精神卫生机构要承担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任务，调整现有精神卫生机构的服务方向和重点，提高治疗与康复水平。民政部门所属精神卫生机构要承担在服役期间患精神疾病复员、退伍军人的救治任务，并及时收容和治疗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和抚养人的精神疾病患者。公安机关要了解掌握本地区内可能肇事肇祸精神疾病患者的有关情况，督促家属落实日常监管和治疗措施，对严重肇事肇祸精神疾病患者实施强制治疗，安康医院负责做好治疗工作；没有安康医院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尽快建立。司法部门要结合监管场所的医疗卫生工作，做好被监管人员精神疾病的治疗与康复工作。

（三）营造社会氛围。大力开展经常性精神卫生知识宣传工作，围绕每年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积极开展精神卫生知识宣传和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服务，提高人民群众的心理健康水平，消除社会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偏见。

四、重点人群心理行为干预

（一）重视儿童和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的预防和干预。加强对学校教师、班主任、校医等的心理健康教育和精神卫生知识培训，提高早期发现儿童和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的能力。依靠学校现有工作队伍和网络，在心理健康教育和精神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针对不同年龄儿童和青少年的特点，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包括技能训练）与咨询服务，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心理指导和帮助。

（二）加强妇女心理行为问题和精神疾病的研究和干预。维护有精神疾病和不良心理行为问题的妇女的权益，加强妇女孕产期心理健康保健和常见心理行为问题的识别及处理工作，降低其产前、产后不良心理反应发生率；做好妇女更年期心理健康咨询和指导工作。加强农村妇女心理行为问题的多学科研究，开展针对农村妇女的心理健康咨询和危机干预服务，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农村妇女精神疾病患病率。

（三）开展老年心理健康宣传和精神疾病干预。利用现有精神卫生资源，建立老年性痴呆干预网络，普及老年性痴呆和抑郁等精神疾病的预防知识，开展心理健康咨询活动并提供有效的支持和帮助，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

（四）加强救灾工作中的精神卫生救援。加快制订灾后精神卫生救援预案，从组织、人员和措施上提供保证，降低灾后精神疾病患病率。积极开展重大灾害后受灾人群心理干预和心理应激救援工作，评估受灾人群的精神卫生需求，确定灾后心理卫生干预的重点人群，提供电话咨询、门诊治疗等危机干预服务。

（五）开展职业人群和被监管人群的精神卫生工作。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别职业人群的具体情况制订适宜计划，疏导和缓解职工因工作、家庭生活等带来的压力。把被监管人员的精神卫生工作纳入本地区精神卫生工作计划，加强对公安机关监管民警，监狱、劳教部门民警和医护人员的精神卫生知识培训，根据被监管人员精神卫生流行病学特点，针对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被监管人员开展心理治疗和心理矫正工作。

五、加强精神疾病的治疗与康复工作

（一）建立健全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和网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根据区域卫生发展规划，统筹规划本地区现有各级各类精神卫生机构，明确功能定位，实现资源整合。要按照精神卫生机构为主体，综合医院精神科为辅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精神疾病社区康复机构为依托的原则，建立健全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和网络。尚未建立精神卫生机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尽快建立，各市（地）应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专门机构或指定综合医院承担本地区精神疾病和心理行为问题的预防、治疗与康复以及技术指导与培训工作。

（二）加强社区和农村精神卫生工作。各地区要充分发挥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在精神疾病患者治疗与康复中的作用，根据实际情况在社区建立精神康复机构，并纳入社会福利发展计划。要充分发挥各级残联的优势，与卫生部门共同推广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精神疾病治疗与康复模式，完善医疗转诊制度，帮助精神疾病患者早日康复。要加强基层卫生人员的培训，普及心理健康和精神疾病防治知识，提高农村卫生机构精神疾病急救水平。

（三）加强重点精神疾病的治疗与康复工作。要采取措施为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及双相情感障碍、老年性痴呆和抑郁等重点精神疾病患者提供适当的治疗与康复服务。加强精神疾病药品的管理和供给工作，积极开展以药物为主的综合治疗，不断提高治疗与康复水平。对精神疾病患者被关锁（以无理的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情况进行普查摸底，从治疗、看护、资助等方面制订可行的解锁方案，积极进行监护治疗和定期随访。逐步提高精神疾病患者的社会适应能力，使其回归社会。把精神疾病患者中的贫困人群纳入医疗救助范围予以救助。

六、加快精神卫生工作队伍建设步伐

（一）逐步建立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认定制度。卫生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研究建立心理治疗与咨询的执业资格制度，加强对从事心理治疗与咨询工作人员的执业准入管理。心理治疗与咨询工作人员上岗前必须接受专业教育，上岗后要保证必要的专业进修时间，不断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

（二）加强人才培养和教育工作。要加强医学院校在校学生、现有精神专科和非精神卫生专业医护人员以及其他从事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精神卫生知识的培训，提高对常见精神疾病的早期识别和有效处理的能力。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加强精神卫生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职业纪律和医学伦理学教育，增强法制观念和服务意识。改善精神卫生工作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促进精神卫生工作队伍的发展。

七、加强精神卫生科研和疾病监测工作

重视和支持精神卫生的科学研究，积极鼓励把科研成果应用于防治工作实践，开展各种形式的国内外学术、人员交流与科研合作，提高我国精神卫生工作的整体水平。完善精神疾病信息监测网络，加强监测工作，有条件的地区要积极开展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及时掌握精神疾病流行情况和发展趋势。

八、依法保护精神疾病患者的合法权益

加快精神卫生国家立法进程，进一步完善地方性法规。实施精神疾病患者及其监护人的知情同意权，保障精神疾病患者就诊的合法权益，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或方式侵害精神疾病患者的合法权益。要经过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对精神疾病患者责任能力进行评估后，按照法律程序处理需强制住院患者的有关问题或有关案件的问题，加强对经鉴定无责任能力的精神疾病患者的监管和治疗工作。鉴定工作要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要求进行，确保鉴定科学、公正，保护精神疾病患者的合法权益。同时，要强化对精神卫生工作的行政执法监督，禁止各种形式的非法执业活动。